关于近代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一、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而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二、反洋教斗争曾采用“扶清灭洋”的口号，但对于广大爱国群众来说，斗争的目的并非扶清而是“灭洋”。当清政府压制反侵略斗争时，爱国民众不仅不扶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与清政权对抗。三、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几条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们对维新派不必苛求，但也不应停留在当年维新派的认识水平上，把他们的错误也视为正确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

<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活跃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舞台,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时刻,教案问题也在国内愈演愈烈,民间的“反洋教”连绵不断,并发展成为以“扶清灭洋”为目标的     

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

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以反对教士和外国教会为表现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参加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发生的教案不下数百起。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教案,探求一下官、绅、民在反洋教斗争中的态度和作用,以期有助于对贯彻这一斗争始终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一)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在贵州、湖南、江两等省迅即兴起了焚毁教堂,驱逐洋教士斗争的高涨。对此,外国侵略者叫嚷:“所有和约并不通行各省,即或通行到省,而督抚又不能转行所属,并将天主教益加禁革,比未立约之先,更残且酷,实出情理之外”。①然而,江西巡抚沈葆桢认为:“教堂一案,事虽起于仓卒,而积衅非伊朝夕,自庚申八月之变,普天同愤。士民含酸茹痛,以迄如今”。②说明,反洋教的高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族矛盾开始激化的反映。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成都教案”述评

“成都教案”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运动已进入高潮。这次教案不仅是一次反对为外国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教会势力的正义斗争,而且是紧接甲午中日战争后,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捍卫民族生存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都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挟条件,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导致了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又一次血的教训。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晚清柏塘教案始末

柏塘教案是19世纪下半期在广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民教冲突事件,其爆发的原因是广东人民反洋教情绪的高涨和伸德辉神父的骄横跋扈。清政府在柏塘教案处理过程中,对内残酷打压,对外奴颜婢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政治传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保护了教徒,但也纵容无赖教徒,使教会的形象受到很坏的影响。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金丹道教起义原因初探

学术界多把金丹道教起义视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全国反洋教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金丹道教起义不是反洋教起义，而是以反敖汉蒙古王公贵族为主要内容的反清大起义．起义的原因不在于天主教恶端，而是由于金丹道教一开始则怀有的反清意向；敖汉蒙古王公贵族对汉民大众的暴虐压迫；满清官府的腐败盘剥及自然灾害进一步催化了社会矛盾．金丹通教“毁杀教堂教民”是金丹道教起义对外来侵略者、洋教堂的立场和态度．并不能说明起义的原因．     

梨园屯教案述论

冠县梨园屯教案,是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它在中国近代发生的多达几百次的教案中,既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又有比较显著的特点,在近代历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和深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其宗教文化侵略夺取了更便利的条件。英、法等国强盗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规定,外国传教士享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得地方官保护的特权。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更卑鄙地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私自塞进“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且得到昏瞶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浅谈近代教案中的文化冲突因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反洋教斗争呈高发态势且日趋激烈，参与的社会阶层和地域越发增多。酿成教案的原因，传统观点多认为传教士参与侵华活动是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即潜伏于中国人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习俗与基督教会教义、仪式的相互隔阂、对立则是近代中国“反基”教案发生的深层次的、内在的根源。     

播独立之种子 开历史之辉光——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百年祭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在华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并加强了经济侵略。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与不法教民相互勾结，霸占土地，拥有武装，欺压平民，横行乡里，而清政府往往袒教抑民。1900年，八国联军又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侵略，战火从京津两地扩大到河北、山西、山东及东北诸省。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广大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则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以血肉之躯与八国联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的觉醒”，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实行正式瓜分的迷梦。     

翁同和与近人教案及在华传教士的交往

重要的三点:“撇去三端,教士犯法即令回国;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认为李氏在信中注重三点:一实禁谤教之书;一实准官民入教;一实讲信修睦①。在这封信中,翁同和首次提出成立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这在所有晚清官方档案资料中不曾见过,由此可见,翁同和对教案问题的重视。这个设想虽然很有意义,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列强各国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图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传教士也正疯狂地加入这一侵略行动,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反帝反洋教斗争风暴的前夜,单靠成立一个中西合办教案公署是根本不能解决教案问题的。…     

评价理论视角下《竞选州长》的态度意义分析

《竞选州长》是一篇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短篇叙事小说，从评价理论视角出发，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竞选州长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倾向。祖母的否定判断资源表明她对“我”参加州长竞选持否定态度，媒体的否定判断资源表明竞选对手对“我”采取敌对的态度，“我”的否定情感资源和否定判断资源表明“我”对竞选对手卑鄙行径的不满和无奈。不同人物的态度资源共同揭示了美国民主选举的阴暗面。     

一九○六年的南昌教案

一九○六年(光绪卅二年)法国侵略者、南昌天主教堂教士王安之杀害南昌知县江召棠而引起的南昌教案,不仅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亦为各国自有交涉以来所未闻。虽然各地教案叠出,但从未有传教士杀害地方官激起民变的。对于帝国主义这种无视中国主权、侮辱中国国格的卑鄙手段和野蛮行为,激起了南昌人民及邻近十多个州县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发地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这次斗争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次直接行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南昌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是一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为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维新派改变了洋务派在固守“中体”时所表现出的妄自尊大的颟顸态度，主张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     

丁宝桢的抑教御侮思想

丁宝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具有抑教御侮思想和实际活动的政治家。当他先后任山东巡抚和四川总督的20年间,正是英、法、俄、美、日等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特权,继所谓“通商”活动之后,又积极鼓动其传教士进入中国,深入内地没堂传教,为其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时期。传教士及其华人教徒,依仗特权,肆意侵犯中国人民利益,到处激起民变,致使各地教案迭起,反洋教武装斗争怒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再次推行其“炮舰政策”,武装侵略我国台湾、新疆和邻邦朝鲜、越南等国,吞并琉球群岛,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