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

近十几年来,人们一直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提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一九七四年后,有同志还断定“两变”的提法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两变’的命题,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满解决。”(梁琼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可以理解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以下简称《表述》,载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学术研究》)这更远远超出了一个认识论命题的范围。然而,这种提法究竟是否科学,这种认识究竟是否正确,我认为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应全面地理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命题,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概括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最一般的特点,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另方面,它简明地揭示了认     

再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和时鸣、康初文同志商榷

在关于“桌子的哲学”的讨论中,我们和若水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来源问题,即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的问题,桌子的观念是否来源于桌子的生产实践,在第一张具体桌子的生产实践以前能否形成桌子的观念。我们和黄林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作用问题,怎样理解人的自觉能动性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等问题。把我们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即离开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来谈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是陷入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形而上学。读了时鸣、康初文等同志的文章后,感到仍有必要再谈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社会实践在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问题。     

要充分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唯物论中的意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总结了哲学斗争和三大革命实践的经验,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科学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大意义,这是大家一致承认,没有什么不同看法的。但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否也是唯物论的重大问题,是否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有不同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     

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自从围绕着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简称“两变”或“两从”)开展讨论以来,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两变”既是哲学认识论,同时也是哲学唯物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二是认为“两变”只是讲认识论,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包括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三是认为“两变”的命题是不科学的,既不是认识论,更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唯物论。”这些看法对我很有启发,促进我思考,经过一再探索,我还是坚持和赞成第一种意见①,尤其是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和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是既表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又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两变”确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把它说成是“典型的二元论”,“必然要导致唯心主义”,这是很错误的。全面地准确地领会“两变”的观点,很有现实意义。下面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进一步向同志们请教、商榷。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科学命题吗?

我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是不科学的。因为就物质和精神的本质来说,二者是根本不能互“变”的,物质既不能“变”精神,精神也不能“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歪曲了精神即意识产生过程的本质,“精神变物质”则夸大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这个命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唯物论。如果说“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对物质也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观点,还仅仅是给唯心主义留下了一个缺口的话,那么,“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则给唯心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     

再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简称“两变”),仅仅属于认识论,还是同时也属于唯物论?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这是我省较长期以来争鸣和讨论的焦点。为了继续深入争鸣,我想就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两变”的关系,以及“两变”是否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诸同志。一、怎样从“哲学就是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来理解“两变”兼有认识论和唯物论的意义有的同志划定一条界线:只能从认识论方面来理解“两变”,如果超越于这个范围,看作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概括,这就违背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造成混乱和荒谬。我们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两变”的原意,既要着重从“两变”哲学思想本身,从《人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可以理解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哲学著作中,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命题(或“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目前,我省哲学界的同志们,就如何正确理解这个命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现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就教于同志们。     

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

广东哲学界最近就如何理解毛主席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久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就这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引起了广东哲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些同志对书中某些观点和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哲学学会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应哲学界的要求组织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几种不同观点展开了争鸣和交锋。     

为了人的解放:我对五四精神的理解

“五四”运动已过70年,然而它留下的课题远没有完成。“五四”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以前,不论皇朝如何更替,人们的思想总是被禁锢在严整的封建主义的桎梏中,只有到了“五四”,从对立面的西方发现了一种新的迥异于东方封建传统的文化形态,人们的脑子才开了窍。可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五四”运动的前期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     

“精神变物质”思想的结构性诠释

精神变物质是改造世界的重要体现,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应该做深层次的分析,从精神形成的实践观念、实践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的实施、实践结果的评估三个结构层面分析这一重要思想,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实质,深刻理解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     

谈谈我对阿Q性格的一些理解——答复王若麟、陈育德两同志

《学术月刊》一九五九年二月号“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一文!批评了我的“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辩证统一”一文中有关阿Q性格的部分。我觉得,它对我是有好处的,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关阿Q性格的一些问题,但也有一些意见,因此写这篇文章,与王若麟、陈育德二同志商榷。首先是,王、陈二位同志歪曲了我的原文,我不得不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     

观念主义、精神主义、物质主义与精神的命运

早期现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是先验观念主义,其文化特征是追求精神的理想化,它把一切都纳入观念的秩序中,倡导大写的理性精神、超然的创造精神。后期现代哲学不同程度地受到精神主义的影响,其文化特征是强调精神的处境化,它关注精神的具体活动,突出个体的情绪体验,用小写的精神取代了大写的精神。后现代哲学表现出物质主义倾向,其文化特征是强化精神的碎片化,它一方面把时代精神定格为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却为绝对道德主义提供了可能。     

谈谈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理解

我们要科学理解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主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般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其三个领域来说是并列的,但就其关系来说又不是等同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路,要从时代之问出发准确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的其他领域的本质特征,如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等,都将不复存在。     

正确地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

哲学界就如何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早在一九七四年,张江明同志就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既包括对世界总的看法的本体论,又包括正确反映物质世界的认识论”的看法,作为编写广东省高等院校哲学教材的指导思想。对此,我曾提出不同的意见。近一年多来,在讨论中又阅读了张江明同志写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精神对物质反作用若干问题新探

在哲学领域里,精神对物质反作用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大问题。但恰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混乱。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以便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至今仍是我们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就精神反作用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以及精神反作用的条件等问题上,发表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怎样理解民族精神

在讨论什么是民族精神以及如何弘扬民族精神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就是怎样理解民族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界限——我们同历史的界限。如果不跨越这个界限,我们就还没有理解民族精神,也就谈不上弘扬民族精神。我以为,只有立足于当代,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出发,积极对待传统,理解传统,才能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也才能使民族精神之花结出现代化的丰硕之果。     

全面、准确理解十五大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全面、准确理解十五大精神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３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视角，对十五大召开一年来的有关学术观点进行了讨论，廓清了理论是非，统一了认识，对全面理解和...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