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性别制度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是当今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包含两个视点投射视角:一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视角下建构的妇女形象;二是少数的女性历史书写者视角下展现的妇女。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公正的场域,其对于女性的排斥,早已从一般观念外化而成为了社会性别制度,并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书写当中。占据社会话语权力的男性,不仅决定了古代史学史上历史书写中构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也规训了在当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女性的历史书写。回顾、分析古代史学史,历史知识生产的文本书写,一直是男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支持的体现,无论是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自己的历史书写,我们都会看到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所建构的对于女性从身体到灵魂的完全的规训与控制。传统社会的男性在"知识"的支持下,攫取了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女性则在"知识"支持的权力压抑下,让渡出自己的权益,在历史书写中将性别价值泯灭,只是其表达价值一如男性。认识传统史学史中非公平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神话历史: 一个跨学科的新视角

神话历史的提出建立起一种新的视角,在其烛照下神话的历史隐喻性质得到彰显：神话非但不是历史的对立面,甚至是构成历史书写和政治话语的内在机理。在神话历史视野下重新进入中国文化,不难看出作为合法性和权威来源的神话始终在历史、思想文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建构作用.理应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性别视阈下的历史重构——试论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

台湾作家施叔青于2010年完成她的“台湾三部曲”,引起两岸文坛的关注.“台湾三部曲”以女性书写重新探索了台湾的历史,为历史中无名、无声的边缘女性、边缘群体发声,试图展现不同的历史景观.这种书写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以情欲对抗历史,以边缘反思为中心,为思考台湾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流散·身份——V.S.奈保尔《世间之路》解读

对于后殖民作家和理论家来说,定位、移位以及重新定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不断的位置的移动导致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疑难.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的<世间之路>,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多年的流散(diasporic)经验的一种概括总结,同时也是对被帝国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湮埋扭曲的殖民地历史的重新书写,这个书写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后殖民主体的身份认同过程.     

论《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使得被边缘化的女性获得了有效的话语权.作家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策略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 ——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

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到来之际,梳理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以寻求新的写作突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伴随着远征军入缅作战就开始了,从最早出现的各种战地报道、纪实性文学作品到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出现,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这一书写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启之后,作家们在历史还原和个体叙事两个维度之间深入展开,使这一段历史获得了新的文学意义。中国远征军作为一份厚实的文学书写资源,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与其说“写什么”,不如说“怎么写”——关于哲学文体的改造

在西方哲学史中,“写什么”的问题是关于真理或观念的本体论问题,“怎么写”的问题,是词语本身的问题,或形式问题。20世纪欧洲哲学的倾向,是以“怎么写”代替“写什么”,从而使哲学理解方式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绝望中寻求解放——对“我”和蘩漪的女性解读

美国19世纪女性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墙纸》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曹禺的《雷雨》都塑造了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压制的“疯女人”形象——“我”与蘩漪。作品中两个“疯女人”不约而同地以疯癫的形式反抗男权中心话语体系,宣讲了在这个“他者”社会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遗憾的是她们最终都没有突破男性自我的“他者”界定。     

文学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诗歌研究为例

文学史写作中有时存在一个模糊、任人评说且具吸附力的"黑洞"空间。食指的诗歌是否为"地下诗歌"?他的诗歌是否真正影响到一代诗人?通过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史和个人写作的文学史梳理,笔者发现论述当中对食指诗歌的传播广度,"第一人"之说、"地下诗人"等说法都存有偏颇,有必要置于历史场域考察食指的写作。经过社会调查与分析指出,文学史材料引用与评价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

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把传播历史知识、忠实反映历史真实、补充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使自己服务于历史.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转向认识论的寻求,把历史的本质和可知性作为其探讨的主题,把自己放在与历史同样重要的位置.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探询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关注历史纪录中少数派和从属者的缺失,确信这种缺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现代性漩涡中的疯女人--从《晨钟响彻黄昏》、《羽蛇》、《无字》谈起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旋转在现代性漩涡中。旋涡中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眩惑与挣扎,而女人们更是承受着现代性与男权多重、同构的宰制。在世纪之交的三部女性主义文本《晨钟响彻黄昏》、《羽蛇》和《无字》中,刘天园、羽和吴为三个疯女人各自以疯癫的方式言说着女人被诊断为疯人,被沉默为他者的癫狂之旅。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存在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所谓“国民性”。但把“国民性”理解为一种地域文化,即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群的人文特点,应该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国民性”确是客观存在。对这些特点应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而不能仅仅根据某些言谈或书面记录就轻易地下结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特点的基础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华夏诸族（汉族）而言,这集中反映在他们普遍持有的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上。如果要考察和讨论华夏诸族的所谓国民性而又不致过于空泛,不妨从这些观念入手作些具体分析。中国大体未变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农业社会使得这些观念能够长期延续,只是在外力冲击下才不得不发生种种变化。总之,变是一定会变的,却有主动被动、全面片面、深刻浮浅之别。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积极认真的改革开放才能带来自觉和根本性的观念变革,使中国人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但是完成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和组成部分。当我们对三十年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时候,无疑更应该增强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