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道”的精神呈现——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新探讨

孟子"知人论世"说蕴含着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充分彰显了先秦文化中的"友道"精神.通过对孟子"知人论世"的论析,可以看出孟子处理诗学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方法既沿袭了先秦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个人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与其"性善说"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这也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去解读"经学化"的诗学关键词,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正> 孟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先天道德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本文即着重探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价问题。一、孟子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渊源孟子是儒家学派中“闲先圣之道”、“述仲尼之意”的大师。他非常推崇孔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他以孔子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其先天道德论思想正是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康有为与孟子思想比较

康有为在呼吁立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并对其加以发挥。这使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成为孔教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对孟子思想予以吸收和发挥的过程,也是对其予以改造和创新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将孟子的天命论演绎为隶天独立,将孟子的性善说演绎为天赋人权,将爱有等差的不忍人之心演绎为平等、博爱等。这使康有为与孟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区别。     

试论叶适的道统论

叶适有明确的道统思想,以为自尧舜禹至孔子有着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他反对将曾子、子思、孟子列入儒家道统之内,显示出他反对程朱的道统论及否认他们的道统继承权.同时,他本人也有着强烈的继承道统的思想,以为儒家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因此通过读经则可以继承道统.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它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的王道功利论与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上.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种观点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孟子心性思想的价值内涵及时代赋义

“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哲学观蕴含着孟子对心性问题的思考,其与庄子“斋心达性”以及释氏“识心见性”同中存异.心和性实际上均指向善,既强调善的可能前提,即“尽”与“知”,又强调善的达成方式,即“存”与“养”.“尽心知性”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强调路径,关注“善的先在性”“本能性”;“存心养性”是修养论问题,强调方法,关注“善的可能性”“教化性”.宋儒直承孟子这个心性理论,认为“尽心知性”为“上达”,“存心养性”为“下学”,肯定二者在概念内涵方面的符契之处,同时强调二者在概念外延以及心性进路方面的差别与分殊.孟子心性思想有别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当下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内涵及现实指导意义.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观及其当代意义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邓小平的论述看,解放思想的规律包括：解放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是人的发展;解放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解放思想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原则;思想和人民利益相符合原则;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原则;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主要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破除“片面追求 GDP 习惯”、“集中权力习惯”、“绝对一元化习惯”、“行政主导社会习惯”和“人民利益抽象化习惯”,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心学哲思下的诗情关怀:王阳明诗歌态度论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历史时间的内涵及其价值

历史时间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旨在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首先将时间问题引到历史研究中。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借助“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发展了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用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去展示时间经验的变化,剖析了当下主义的特点与弊端。当前,人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人们应做的是,重建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达成平衡。     

生态自然观的双重意蕴:生态文明理论的本体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既尊重自在自然的先在性,又彰显自然的属人性;既秉承自然的系统有机性,又坚持自然的可分解性与科学认识自然的合理性。这一双重意蕴的生态自然观为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荒野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提供了全新的境域与立场。植根于“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现实语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思想动力,坚持尊重自然与积极介入自然的辩证统一,在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中推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特别是训练学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今社会的洞察力     

儿童文学的“反理论”价值——以探讨成人文论概念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中心

不少西方文论中使用广泛的概念,在解释儿童文学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如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女性批评等理论中有代表性的概念置于儿童文学的视野下考察,便可明晰此点。故而,全面认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填补儿童文学身后的理论盲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反理论”的儿童文论不仅将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还可能为当代文论提供全新的对照点和参照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拓宽文学理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