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论全球化视角下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邓小平理论在产生、发展中的每一次重大思想或理论突破，总是伴随着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它是立足于“世界历史”高度，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视野和方法，分析处在“世界历史”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并经我国二十几年实践被证明为卓有成效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21世纪，邓小平理论将继续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建构

我们认为应该从“外在的形式标准”、“内在的价值追求”、“应遵守的科学性原理”以及“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四个维度科学界定和建构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所必需遵循的准则。 “生活饮用水优先和重点保护原则”；“预防为主，科学防治原则”；“权责均衡原则”；“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构成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论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如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基本论域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对象与客体、感性与所与是知识论中知觉问题的两对核心范畴。旧唯物主义的间接实在论将心灵理解为外物之镜,其逻辑后果是静观的态度、不可知论或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将外物理解为心灵之镜,作为自我意识的心灵被看作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初步表达了实践建构论的知觉观。把《提纲》第一条解释为“超越‘唯物-唯心’之争的纲领”是一种误读。“超越论”的谜底是实践本体论,而实践本体论的谜底是本体论幻想。《提纲》第一条应被理解为新唯物主义解答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之总纲。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合力思想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直被视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精辟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探析路易·波拿巴一步步走上复辟之路的过程中,除了肯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之外,还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与个人等因素纳入归因范围,强调是物质经济关系的客观决定性动因与“现实的个人”的意志愿望以及个人背后强大的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发生,表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合力思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蕴含了历史合力论萌芽,是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和自己一贯思想的更为系统与完整的总结与提升。     

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可以利用的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与马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唯物史观研究的“方法论”探新与“问题域”转换

唯物史观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效力需给予当代阐释。唯物史观本身的价值正在于其面对现实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其进行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理论思考。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扩展理论探讨空间和凸显其问题意识,必须积极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而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域层面秉承其理论主旨、洞悉其理论逻辑,彰显其理论特质。帕森斯、萨特和吉登斯等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解读给予当下学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理论路径。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区分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主要涉及人论、世界观理论、价值论和哲学观等问题,后者主要是马克思运用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深入研究社会历史领域所得出的时代性结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以严肃的理论态度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梳理和完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方法,用以深入...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