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双碳”目标下客观识别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合理预测其发展趋势,对于优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纳入旅游产业碳排放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布动态法、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尺度及时间、空间层面揭示了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进规律及其主要成因,并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ARIMA模型等对“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中低与中高效率占比大、低效率与高效率占比小的“纺锤型”特征,并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东北、西部及中部地区递减的发展态势;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马太效应,效率较高的省份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高效率趋同,低效率省份则产生一定的负向反馈作用,形成低效率趋同,两种现象间的两极分化特征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是全国及区域层面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演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企业规模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预测期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具有带动整体效率提升的较大潜力。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     

基于面板数据的FDI独资化倾向对中部产业内升级影响分析

FDI是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近些年来,中部地区FDI规模越来越大,但独资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同时,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产业内升级受阻。中部地区FDI独资化倾向与工业及服务业产业结构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FDI独资化倾向对服务业产业内升级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工业产业内升级没有促进作用。因而,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必须改变引资理念,加强引导,增强地区吸收能力,以提高引资质量,增强外资的技术溢出,加快中部产业内升级的步伐。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重大国家战略区域视角

在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考察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态势及其空间差异，对于全面协同提升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超效率EBM模型综合测度了2011—2020年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全面考察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各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十三五”期间，多数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相比“十二五”期间均有所提升；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优化配置高校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DEA模型评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2017年的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各省份2017年的产出不足量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些省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三大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协同变动,东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协同变动;纯技术效率对总体技术效率起着关键作用。为提升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应从宏观层面完善政策体系建设;从中观层面加强社会资源整合;从微观层面优化高校内部分配。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整体竞争力。根据创新投入要素和产出成果的不同形式,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产出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技术产出阶段的产出以知识技术类为主,包括专利与非专利技术,技术转化阶段的产出以经济效益类为主,包括工艺创新成果和产品创新成果。新的指标体系是在详细分析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的投入要素和产出形式的基础上构建的,分为两个部分,可以根据每个阶段投入产出指标分别用于测算技术开发效率和技术产出效率,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     

入世以来FDI进入我国服务业的新趋势与对策

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扩大,FDI进入我国服务业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无论是进入的规模和速度、产业投向还是进入方式及经营战略都作了很大的调整,并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FDI加速进入我国服务业,一方面弥补了我国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的状况,提升了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但另一方面,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服务业FDI,我国应该遵照WTO有关规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正确引导FDI流向,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在致力于营造有利的投资硬环境的同时,完善国内有关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强对服务业FDI的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专利的实证研究

在探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与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工业比重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影响。R＆D的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历史演进过程可分为酝酿、萌芽和发展三个阶段。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涵盖发展动力论、人民中心论、发展增长极论、跨区域合作论、对口帮扶论、对外开放论等主要内容，其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从依靠外力推动向激发内生动力转变，形成区域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赋予其丰富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了人类经济发展思想宝库，在指导区域、国家、世界三个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效率及其协同效应

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构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长江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创新发展效率、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上中下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梯度递增格局，沿线11省份在全国整体处于中等水平；长江经济带工业创新发展动能呈"V型"增长态势，沿线11省份在全国总体处于相对靠前水平；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发展协同效应显著，技术创新是推动工业绿色创新协同发展主要驱动力。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应大力建设绿色开放创新平台，强化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加快绿色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转化，发挥各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比较优势，构建多元产业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