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新写实”小说主体论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新写实”小说的主体问题: 创作主体--坚韧的无奈、对象主体--平庸的自由、接受主体--自救的主体,以此来具现“新写实”小说别具一格的美学风范。     

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她不仅将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上，严歌苓本身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     

偏执与规范：中国古代小说脾气描写的文化解读

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致力于写出人物脾气的偏执性。从“五性”视角看,我们可以将《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小说所描写的人物脾气归纳为相生相克的五类：柔媚水性,厚重土性,骄纵金性,憨直木性,暴躁火性。从情绪产生的速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常常按照“缓急”、“快慢”等属性来框定人物的脾气,并进而逐步通过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态度来坐实。从情绪变化的幅度看,中国古代小说又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人物脾气纳入到“狂狷”框架内进行描写,通过人物的言语态度将人物脾气的狂放或矜持反映出来。总之,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大致符合传统文化脾性范畴,我们可以借此镜照现实社会人生。     

《十二楼》的叙事学研究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在叙事上很有独到之处,具体表现为:有意错综叙事时序,形成倒叙和预述;通过限制全知叙事者的空间视野和窥探人物内心的权利或变换叙事者将全知叙事变成部分全知叙事;调整叙事速度形成场景.利用错综叙事时序、限制叙事视角制造悬念,通过调整叙事速度突出叙事重点.这种叙事上的精心操作保证了<十二楼>的娱乐性和可读性.李渔在小说中对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时序、叙事速度清醒合理的调动和使用体现了他对小说叙事的整体控制意识和宏观把握能力的加强.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

意象、代际与色彩这三重回旋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回旋叙事。意象回旋将时间体验空间化,既支撑起了叙事空间,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反线性的时间观。张爱玲不仅从时间观上反抗线性发展观,更借助代际回旋将其抵制行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之上。代际回旋着眼于代际之间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命运的循环相生,宣告了反种族进化观立场。然而,反线性发展观并非张爱玲回旋叙事的终点,而是通向个人价值的桥梁。色彩回旋彰显了这一特质,红色系回旋与前进、蓝绿色系回旋与守旧分别建立起话语关联。在红与蓝绿两种色系的统摄之下,张爱玲塑造了存在于现实与记忆中的两类人物,使存在的依据由真假判断转化为以个人性为标准的价值判断。     

《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

《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 ,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鲁迅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用反讽、戏仿、虚构荒诞情节等叙事策略 ,完成了对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宏大叙事、既定权威的“解构”     

表层话语的瓦解—解读《好兵》的叙事反讽

福特的《好兵》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而著称,作品采用固定式内聚焦方式,依靠逆时序的印象及不可靠叙事者进行叙事。同时,反讽的运用也是文本突出的表现手法;当反讽被置于叙事学研究范围内,成为研究文本内部深层规律和结构的方法,来研究语篇之说服力的一种手段时,被称之为叙事反讽。论文以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将文本中的叙事反讽分为：聚焦反讽、时间反讽和引语反讽。探讨三种反讽如何进行叙事构成文本内因素的二元悖立状态,形成对表层话语的瓦解和颠覆;如何使文本中的故事升华到审美的高度,彰显反讽在小说叙事形式中所蕴含的独特审美价值。     

论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如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基本论域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对象与客体、感性与所与是知识论中知觉问题的两对核心范畴。旧唯物主义的间接实在论将心灵理解为外物之镜,其逻辑后果是静观的态度、不可知论或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将外物理解为心灵之镜,作为自我意识的心灵被看作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初步表达了实践建构论的知觉观。把《提纲》第一条解释为“超越‘唯物-唯心’之争的纲领”是一种误读。“超越论”的谜底是实践本体论,而实践本体论的谜底是本体论幻想。《提纲》第一条应被理解为新唯物主义解答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之总纲。     

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

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     

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文献异文情况复杂，运用起来应特别审慎。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分辨异文的性质、真实性、来源这三个问题。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异文，其性质也有差异，可以分为校勘性异文、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三类。校勘性异文应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原则判别正误，用字性异文应主要运用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字际关系，修辞性异文应运用语言学（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探寻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变化关系。利用异文时还必须注意异文项的真实性，从而保证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利用修辞性异文进行语言比较，必须确认异文的真实来源，只有建立真正的异文对应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避免无的放矢之弊。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辐射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名士风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人小说.其"分类开放式"叙述结构,实际上是从36个不同的角度去品评人物,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语言,在中外小说叙事史上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是"世说体"历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小说叙述者的唯一性

在小说文本中,小说的作者、隐含作者以及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处在小说文本的话语层面上,对文本中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篇具体的小说中只存在一个叙述者,具有唯一性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