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话考论

词话是词学批评理论最典型的载体.词话之称在词学史的不同时期内涵颇有不同,从单指记本事的专书到泛指所有词论文字,文章分析了各种用法的特点和得失.词话专书可以分为两类:阐述自己的词学主张的原创类词话和辑录他人词学言论的辑录类词话.辑录类词话可分为四类:一、以分门别类保存文献为宗旨者;二、以宣扬某种主旨或提供词学规范为目的者;三、附于词选或词别集的辑录类词话;四、简单罗列文献的汇编类词话.辑录类词话虽非原创但却有分类学意义和文献保存的价值.文章还分析了原创类词话的种类和特点.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清代词学三考

清代词学与清代的诗歌或诗论关系十分密切 ,有些长期困扰词学界的具体问题如结合诗歌或诗论进行考察 ,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清初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枠一词 ,谭献誉之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学者对“本师”始终未得其解 ,实则“本师”指陈维崧老师吴伟业 ,“长歌”即其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清代中叶一部可能已佚的词学著作《本事词》,其编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原书规模均不详 ,而借助枟两浙轩续录枠、枟夙好斋诗钞枠等相关诗集 ,这些情况便可得知。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偶尔提到沈善宝所撰的《闺秀词话》,学者每据此以为该《闺秀词话》确有其书 ,实则有关引文乃出自沈善宝《名媛诗话》,所谓“闺秀词话”只是随意而称。     

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清代词学理论文献的主要形式有词话、词选、论词诗词、词律词韵、序跋批注、书札专论文等。本文分别评介了清代词学文献诸种形式的特点以及近年来学界研究的进展。     

美学四态(一) :美丽论美学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词意义即用法的著名哲学命题,美学一词有四种用法, 这四种用法, 也就是美学的四种形态:美丽论美学, 统一论美学,超越论美学, 张力论美学。从“美学”一词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义惯性、“美学”一词的汉语翻译、“美学”一词在鲍姆嘉敦和黑格尔那里的本来意义、 西方近代美学的形而下转向等方面, 论述了“美学”一词用作“美丽学”、“漂亮学”、“艳丽学”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分析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刊载4首《行香子》词。从现存所知的最早载籍《鸣鹤余音》开始,一直到今人辑录的词集,所录之《行香子》词都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载有一些差异。从各文本文字比较来看,《阆苑瀛洲》《短短横墙》与《兰皋明词汇选》中所录的《行香子》词非常接近。但另外2首的来源问题难以明辨。《行香子》词在流传过程中,即在传唱传抄阶段,就不断演变,使得文字差别较大,版本也极为复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行香子》词就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体。     

他者与自我——民国女性词话批评主体的性别差异

以女性为对象的词话缘起于清代,至民国蔚为风气,成为新兴的词学批评分支。民国女性词话在当下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缺乏总体性考察与认知。作为批评主体的词话作者,其性别从属直接关系到词话的立场、批评方法、审美观念等诸多方面。从他者的角度切入民国女性词话,可以看到男性作者在词史文献方面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正统观念下的美学批评,仅以闺秀词视之。女性作者则体现出主体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高涨使得女性词话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同时开拓了女性词学的格局与视野。殊途同归,双源合流,民国女性词话的繁荣是两性批评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俞彦《爰园词话》辑补辨讹

俞彦是晚明时期成就卓著的词人和词学理论家,《俞少卿集》中“近体乐府”存词188首,是明代存词较多的词人之一.王士禛与邹祗谟认为“断当以少卿为本色当行第一”.《爰园词话》虽然篇幅不大,却因其对词的艺术个性的深刻把握而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文章首先对俞彦的生卒年及著作存佚情况作了清理考证,然后根据《词话丛编》及相关资料,辑录《爰园词话》佚文五则,辨证非《爰园词话》而为诸书误引者八则,从而为明代词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彭孙遹词学思想发探

彭孙通是清初词坛上一位优秀的词人，被王士旗誉为“近代词人第一”。他的词学思想也颇有独到之处，本文结合《金粟词话》，探究其词学思想。本文首次总结出他在词论上以自然为宗，并举雕琢；兼容并包，不以婉约、豪放争长；积极倡导，纠云间之弊三个方面的特点。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宋代词话传播过程中的控制类型

任何一种形式的传播都是在社会控制机制下完成的。宋代词话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对传播内容实施控制的过程。宋代词话传播的控制有些是有形控制,或称为正式控制,如政府、统治者的政策条令、规章制度等宏观的调控与管理;有些是无形控制,即非正式控制,如社会舆论的影响、文化观念的渗透、风俗习惯的浸染等,它们都是宋代词话传播发展的制约性环境与条件。     

表艺林之骚雅,成一代之伟观——《瑶华集》编纂意图及价值

蒋景祁的《瑶华集》编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倡扬醇雅词风的浙西词派已经笼罩了词坛,而其日趋空疏饾饤的弊端也渐显露。《瑶华集》的编纂,一是为了萃集词坛各家各派菁华,保存清初“词为特盛”的一代史料;二是反映清初词坛由百脉汇流归于浙西一统的发展趋向,同时对词坛日渐显露的不良倾向进行反拨,其融通的词学观对后来的清词选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从《词林万选》到《百琲明珠》——杨慎词选论

《词林万选》与《百琲明珠》是明代中期词学家杨慎编纂的两部重要词选,从两部词选的编纂可以看出,杨慎在逐步走出《草堂诗余》的包围圈,有意向人们展现《草堂诗余》之外的词学风景,尝试用词选传播自己的词学主张,表现出不同时流的词学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