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

两宋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收藏的黄金时期。北宋初期，图书的编刻和收藏具有了较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两宋朝的图书编辑相当活跃，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四大类书。两宋朝的图书刻印形成官、私、坊刻三大系统，两宋朝的刻书业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两宋朝统治者将图书文献视为文治和教化的体现，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以馆阁藏书为主，辅之以各地方政府及州学、书院藏书。另外，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私人藏书更具特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之多，规模之大，收藏之丰，都堪称前世未有，后世楷模，在中国图书出版和收藏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北宋石刻题名的常与变——兼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

文人石上濡毫志岁月的传统发展至北宋初、中期,题刻方式由唐人“就旧碑之阴及两旁书之”转向了宋人“别求一石”的碑刻另题,且宋人还扩大了摩崖题名由北向南的延伸发展,以致摩崖题名主题发生了由公到私、由人文到自然的转向,逐渐导致题名数量激增,故可将此视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现象。一般而言,题名多由士大夫与僚友、子弟、僧道等人同游时生成,多是寻幽探奇、追慕前人、抒发政治期望等心态催生,其产生多具有计划性,多能及时刻石,且题名拓本常成为士大夫与好友传阅赏玩的对象。以北宋中晚期黄庭坚等人为例,可见题名多产生于士大夫的出外宦游生涯,且其生成颇受限于任职的地理环境,党争时期的谪宦频迁促进了士大夫的题刻频率。崇宁党禁时期,卷入党禁的士大夫普遍惧题,说明出游留题行为可能受到政争因素促进与制约的双重影响。     

孔子言语行为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孔子的政治、哲学、道德、教育和美学思想等得到了后学的十分重视，研究很深入。但对孔子的言语行为思想论及者却很少，而且颇不深透。孔学研究的资料莫过于《论语》了，而《论语》则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正是这些被后学借以作为研究资料的言语的自身价值却被忽视了。孔子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其言语体现的。孔子对言语行为本身也是十分重视的。他的言语行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孔子的言语行为思想，探讨其对中华民族言语行为的影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     

多学赵(既木)的“慎独自警”

近日读了徐度的《却扫编》,很受启发。赵康靖公槩，既休致(犹今之离退休,引者注),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有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豆亦不复投矣。”看了这个故事,深为赵槩的自警行为所震撼?槩（９９６—１０８３）是北宋的名臣。《宋史》卷318记载了他平生的业绩。他是河南虞城人,小时候“笃学自力,器识宏远,为一时名辈称许。中进士第,通判海州……”他在很多地方做过官,卓有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王维的隐逸思想

从王维及第之前、贬济期间、任右拾遗前与知南选后四个阶段，可以全面具体地勾勒出他隐逸念头表露的过程及隐逸行为出现的轨迹。隐逸思想几乎贯穿了王维的一生。而儒、道、释三教思想对王维隐逸思想的形成虽呈多元状态，却不表现出阶段性，它们都一以贯之对王维隐逸思想起着作用。对王维隐逸思想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概之以消极避世。他半官半隐期间，并非万事不关心，亦并非与世隔绝，而是用世之心始终未泯灭，始终坚持儒家“施仁布义，治国济人”的政治理想。当然，王维隐逸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及阴暗面，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     

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李流芳画学思想述评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号檀园,晚称慎娱居士。本歙县(今属安徽省)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遂为嘉定人,与唐对升、娄坚、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君子”。又与钱谦益为友,常往来虞山,尝语钱曰:“精舍轻舟,晴窗净几,看孟阳(程嘉燧)作画吟诗,此吾生平第一快事。”钱则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与孟阳耳。”工诗文,擅书法,又能篆刻,与何震方驾,偶游戏刻竹,可追朱松邻。尤精绘画,与董其昌、杨文聪、卞文瑜、邵弥、程嘉燧、王时敏、王鉴、张学曾合称“画中九发”。山水学吴镇,写生亦饶别趣。秦祖永《桐阴论画》评为:“笔力雄健,墨气淋漓,有分云裂石之势”,而无“霸悍之习”,盖“共温和活静之气”使然。清初戏曲家李渔将其课徒稿摹刻成书,名《芥子园画传》,三百年来风行画坛,被公认为是初学者起手入门的必备书。本文通过对李流芳画学思想的述评,从文化的层面剖析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特殊贡献。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邢恕与北宋文士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礻右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文章对邢恕与北宋文士之交往略述始末,冀补史志之阙云。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与理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学界有必要理清邢恕与北宋理学师承渊源,以冀补史志之阙云。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福清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探究

从塔身造型、塔体结构、塔檐样式、雕刻艺术以及塔心室构造等方面探析福清瑞云塔的建筑特征,指出其建筑造型上承福建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福建明末和清代楼阁式石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工艺水平,并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徽宗年间,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被贬谪各地,流移不定,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陈瓘两撰《尊尧集》,指斥王安石《日录》,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颇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