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中契约观念的始源与演变

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源于早期日耳曼的部落社会契约。中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世俗王国没有能力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掌控,从而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得以存续,他们在向世俗国王斗争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日耳曼的部落社会契约;另一方面,在同世俗王国竞争的过程中,中世纪的教会不仅发展了社会契约的理论,而且建立了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教会法体系。这些因素为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提出做出了历史铺垫。     

节庆游戏与''共同体''生活————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研究

愚人节曾经是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狂欢节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愚人节狂欢游戏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共同体”式的生活状态，即包括各级教士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实际的和想象的威胁，因而需要通过某种群体性的宗教仪式来驱逐这些恐惧，同时团结一个社群的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愚人节的狂欢游戏正是这样的一种仪式。14-15世纪，深重的社会危机动摇了传统的教会和社会体系，教会开始把愚人节活动驱逐出教堂，进而禁止教士参加公共游戏活动。这些演变导致中世纪的“共同体”开始解体，并造成愚人节在16世纪中叶全面衰落。     

中世纪英国巡回审判制度对国王司法权威的影响

巡回审判制度从盎格鲁—诺曼法律制度中发展起来,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正式形成,至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发展。随着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国王的巡回法官遍及王国各地,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扩展,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增强。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国王所渴求的那种对整个社会高度控制的局面并未出现。即使是巡回审判也不能将王权完全延伸至地方。在中世纪英国,权力分割下的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苗族“古老话”是研究苗族习惯法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了苗族习惯法的法律主体对公平正义的运用,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效果都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法律文化的创造。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创造了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传播了一种法律生态化的信息。苗族“古老话”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和贡献在于：首先,在原生态的法律文化价值创造方面,它是我国武陵山区苗族古代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其次,在法社会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它是苗族社会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和解决内部纠纷的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再次,从法哲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看,它是朴素哲学思想的表露,它反映苗族“事物生成共源根”的生存哲学智慧,是完整而独立的苗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     

证据真实性的回归————兼论证据概念的解释方法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证据概念的定义上“材料说”取代了“事实说”,导致由“事实说”引申出来的“证据应当真实”的命题面临被否定的风险。证据真实性的传统解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误区,难以自圆其说。以现代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指导,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被解释为“主张真实”,以便对“事实说”质疑论的诘问做出合理解答。证据概念的解释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宜采用规范、统一的立法方式。在我国立法继续将证据概念法定化的既成事实下,包容证据真实性的解释尤为重要。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说谎者类型悖论的自然破解————基于布里丹的语义封闭逻辑

布里丹基于指号的语义封闭理论认为,任何命题都必须以指号的方式存在,任何以指号方式存在的命题都有两种意谓,即心灵之内的意谓和心灵之外的意谓。但仅仅通过命题的意谓不能决定其真值条件,必须考虑相关的指代;而命题的真值条件由命题中各词项的联合指代决定。以此为基础,并借助纯粹的自然语言,布里丹为说谎者类型悖论的破解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自然破解方案。这一方案无须对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进行明确区分,而仅仅需要对以自然语言表达的悖论语句进行常规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更贴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模式。     

类型化视野下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内涵尚存学术争议，应采抽象概念抑或类型化的思维进行界定，仍有待研究。公报案件的实践运用显示，法官已经无意识地在采用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并将依据要素和解释要素作为判断的核心要素，而部分案件的归类问题则反映了抽象概念思维下的弊端。“适用错误”兼具实践依法行政原则及作为司法审查基准的双重功能，类型化的思维既可体现其独立内涵，亦未固化各撤销要件之间的界限，从而有助于整体把握“行政违法”概念和司法实践需求，进而实现其功能。在类型化视角下，应从对应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确立对“依据错误”的司法审查标准，而对“解释错误”的审查则需结合个案，并通过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完善。     

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解析

依据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某些西方学者往往认为利他主义不符合趋善避恶的自利人性，因此是不合理而无法成立的；另一些西方学者又主张利他主义在道德上要比利己主义高尚优越，结果陷入了所谓“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不过，如果我们把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并且依据现实生活的各种冲突澄清利他主义的产生机制，就能揭示它既完全符合人性逻辑，又具有复杂道德属性的本来面目。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地方社会治理的“三个平衡”及其实践指向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