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就业与不同产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协调我国人口就业与不同产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对1978～2005年期间我国的人口就业与不同产业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了协整分析,得出我国人口就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构建模型对我国不同产业的GDP与就业人数进行了回归分析,利用我国不同产业的GDP就业弹性,比较分析了我国不同产业对就业吸纳作用的差异;以及利用得出的结论提出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劳务输出等政策建议是缓解和扩大我国人口就业的必然途径。     

卫生投入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1993～2008年中国30省份卫生结构演变特征显示,卫生投入结构的失衡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为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而借助省份面板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其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且地区间的卫生结构差距将显著影响到区域健康人力资本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新医改内涵要立足于将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相结合,以理顺和完善卫生投入主体结构为切入点,促进整个医疗卫生领域的结构优化和长效发展。     

我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稳定关系的实证分析（1953-2000）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推动了经济增长,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关系;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逐渐趋向于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外生变量。在1953-200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以西藏为代表)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效应。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与经济增长一般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人口与经济增长可能不存在稳定关系。     

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检验

本文从有效就业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储备了大量的无效就业人员,有效就业率低,是奥肯定律失效的微观原因。对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表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现出协同变化的一致性。     

人力资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Lucas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模型,并分别利用1997～2004年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东部12个省、中部9个省、西部9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预期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而人口增长率、FD 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具有不确定性。这些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回归结果并不支持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尝试放松生育控制政策的观点。     

新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选取新疆1980—2010年数据,在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新疆高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对高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中各变量的贡献率进行了方差分解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层次人才、一般人才与新疆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般人才比高层次人才对新疆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一般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短期内大力培养一般人才对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增长意义更大。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人口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因此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以人口为中心系统地分析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变动主要从四个方面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其他突发性因素的冲击,单从人口变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还可能再持续增长二十年。     

台湾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实证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和重要源泉。本文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理地选取和度量有关变量数据,构建台湾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和要素分析,从而揭示台湾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978-2003年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在1978～2003年这26年间福建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01%和19.92%。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82²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应用半参数可加模型,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脑力素质、身体素质三方面实证分析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线性结果表明,各区域脑力素质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非线性结果显示,除东部外,其他地区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影响,而身体素质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各区域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呈倒U型影响特征,经济增长对身体素质的依赖性逐步下降,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高于身体素质的影响,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并呈正相关的线性影响。因此,今后各区域既要注重人力资本脑力素质的积累,亦要关注身体素质的提升,从而形成二者的协同发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城乡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未来收益法估算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并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与变参数模型,从城乡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关联程度的动态变化,本文的结论是,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明显偏低,是人力资本开发中亟待突破的瓶颈因素;城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有着大于农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但其粗放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需逐步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拉动经济良性增长。     

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本文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1986至2010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我国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序列与城镇化水平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尽管二者受随机干扰的影响可能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但偏离是暂时的,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大于城镇化水平;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的冲击对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影响强烈,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变化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微弱.因此,为了协调与缓解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我国在加强耕地保护的同时,应提高城镇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供需秩序,做到耕地保护与城镇化发展并行不悖.     

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 ,分析 1985年至 2 0 0 1年期间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使我们了解近年来内蒙古就业增长的基本状况 ,为今后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参考建议     

西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应成为西部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文论述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的概念进行讨论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关于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而且使用离散系数法测度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对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定量角度说明了人口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小城镇人口非农化关系研究——基于1995～2006年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5～2006年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总量和每镇平均量两个层次,测算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非农化的关系,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人口非农化的贡献弹性.研究发现,无论从全国总量层次还是从镇均层次看,公共投资对非农人口贡献效率均呈中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特点.从贡献弹性看,全国总量贡献弹性变化小于镇均贡献弹性,二者贡献弹性均呈下降趋势.建议当前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在中部地区,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人口非农化发展;西部地区通过撤乡并镇,扩大小城镇规模,以提高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缩小地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