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马锡的启示

光环背后的故事 近几年，淡马锡作为成功的国有控股公司，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 淡马锡始建于1974年，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新加坡的80家公司持有5-100％的股权，形成了横跨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电力、物流、工程等领域综合发展的局面。其拥有的21家直属企业占到了新加坡GDP的13％，其控股的上市公司资产占到了新加坡股市市值的1／3，经过数年的海外扩张，成为50％资产在境外的跨国公司。自淡马锡成立以来，其公司的股东总回报率超过了18％。     

淡马锡的公司治理

政府只派一位财政部官员担任淡马锡董事,显示其遵循不介人淡马锡商业运作的原则淡马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马锡”)是新加坡财政部的全资国有控股公司。1974年成立之初,旗下35家公司(以下简称“淡联公司”)的业务仅限于本土．资产总计仅3．5亿新元。截至2005年3月底．淡马锡投资组合市值达到1030亿新元．年平均股东回报率达到18％。淡马锡的表现可谓出类拔萃, 令他国的国有企业不能望其项背。     

中国国有企业该向淡马锡学什么？——淡马锡的公司治理

中国国有企业搞不好，病根往往在于公司治理。《淡马锡的公司治理》一文，揭示了新加坡全资国有企业淡马锡公司拥有令他国的国企不能望其项背的良好经营表现的原因——卓越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多数的制度。     

新加坡国企发展的重要管理手段——控股公司

<正> 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不夸张地说,凡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每一个重点行业,几乎都有政府的积极参与乃至控制。然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于经济部门或是重点企业的控制往往不是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而是通过控股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运用市场规律来实现的。 控股公司本身是在企业股份制发展较为成熟、完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有两种组建     

中国国有企业该向淡马锡学什么？

中国国有企业搞不好,病根往往在于公司治理。《淡马锡的公司治理》一文,揭示了新加坡全资国有企业淡马锡公司拥有令他国的国企不能望其项背的良好经营表现的原因——卓越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多数的制度。《“内部人”控制导演山东巨力败落》则揭示了“内部人”是如何一步步“化公为私”,掏空上市公司的。《浪潮“换标”背后的战略变奏》一文讲的是,浪潮启用新标识并非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换标行为,而是其“专注化、体化、利益共同体和国际化”战略深化的结果。浪潮变革能顺利实现,与浪潮集团股改完成,员工持有25%股伤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认为,浪潮要长盛不衰,仅有管理层及员工持股也是不够的,他们不妨也学学淡马锡的公司治理,建立一个与政府股东、下属公司的良好治理关系。     

中国国企如何学淡马锡？

当前,中国宝钢、神华等6家试点央企的董事会改革连带着使国资委的角色也产生变化。除了是政策制定者以外．国资委也扮演国有控股公司的角色。扮演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要具备不同的组织心态、能力和经验。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之一是另设1-3家类似淡马锡的控股公司直接向政府股东(由国资委代表)负责,监管部分央企。国资委本身则专注于政策制定的工作。     

天府网页

<正> 国企告别行政级别 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在印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通知中强调,在深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取消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并作出相应的规定。 ——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机构(包括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企业、企业集团、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的领导人     

论国有控股公司经营方式的行政化问题

组建国有控股公司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其运行主要是依托“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业”三级授权经营体制来实现对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管理。相对于传统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来讲,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一管理模式主要在于实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国有产权主体虚位问题,明确国有控股公司为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二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筑造一个“隔离带”,避免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但是从近几年国有控股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以上两个目的并未完全达…     

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本文通过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揭示了制度环境和税收竞争在地区竞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实际税率越高,并且此效应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制度环境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仅在地方财政创收压力低的情形下存在。这一结果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地区竞争力,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压力;由于国有控股公司避税动机较低,同时国有控股公司受到政府较强的控制,脱离本地会使国有控股公司失去政府的保护,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征管力度给予国有控股公司税收优惠的动力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制度环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地方政府行为、制定税收政策以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启示。     

浅析“淡马锡”模式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已成为多数国家公司改革的共同选择：借助董事会传统上在公司冶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引入独立董事,确保其外部与独立的身份,通过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进行监督与评估,提高董事会决策能力,实现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会重建。新加坡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其独特而相对成熟的独立董事制度——淡马锡模式。而我国在此方面正处于初期阶段。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和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先进经验,探讨建立和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进而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试论国有纯粹型产业控股公司的特性及功能

控股公司是指一公司拥有其他公司的决定性表决权的股份 ,从而行使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的公司 ;纯粹型产业控股公司是指公司拥有子公司决定性表决权的股份 ,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行使控股权 ,它本身不从事产业的生产经营 ;国有纯粹型控股公司是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一个结果 .我们认为 ,国有纯粹型控股公司应具备如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1产权经营 ;2行业协调和监管的功能 ;3战略管理的功能 ;4社会性功能     

“抓大放小”力避两种倾向

"抓大放小"是重振国有企业雄风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施"抓大放小"中,我们要对一些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倾向给予密切关注。一是政府在"抓大"过程中,倾向采取组建行业性控股公司的办法,其管理范围包括行业内主要大型企业,并使其成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我们知道,在一个控股公司之下,不同子公司之间是协调对外的"兄弟关系"。控股公司有权直接在子公司之间,在诸如投资、价格、市场分割等重大决策上进行内部协调。如果某一行业的主要经济活动和企业都集中由一个控股公司掌握,必然会出现对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性垄断,这个控股公司自身也会失去竞争的压力和动力。此外,采取组建行业性控股公司的办法还有     

新加坡为何鼓励国人去“冒险”?

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目前的状况与香港、台湾、韩国不尽相同:政府不是想方设法吸引外国人去投资,而是鼓励新加坡企业到国外去投资,     

建立权责分明的分层次国有资本运营机制

我国建立新的国有资本营运体系以来,尽管国有资本营运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我们也因该看到在国有资本营运过程中,还需完善分层次的国有资本营运机制.国资委代表政府拥有终极所有权,应该明确与被投资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控股公司或企业集团应该建立科学的国有资本营运决策体系,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科学管理.     

解码淡马锡模式

国资改革成为2014年中国深改的一部重头戏,在各地出炉的国资改革方案中,虽没有出现＂淡马锡模式＂这个词,但业内和媒体纷纷解读说,＂淡马锡模式＂的影子在各地的方案中无处不在。淡马锡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淡马锡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为何各国包括中国一直在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国资管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释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马锡的初衷。     

浅谈如何发挥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正>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多样化,管理层次多级化,跨行业、跨地区的控股公司日渐增多,最高管理层不可能对经营管理状况进行经常性的直接检查监督。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站在全局来分析和考虑问题,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能最大程度地规避企业的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监控的有效性研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将政府机构控股转移到国有企业控股,并通过法规和准则来加强公司治理,以此来提高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由此,使用公司业绩作为上述2项措施发挥监控作用的替代变量,实证分析其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控股公司比政府机构控股公司更能监控高层管理人员;同时,高层管理人员的变更对公司业绩有较高的敏感性,但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业绩欠佳而更换高层管管理人员时,对控股股东的激励比公司治理机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