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直觉与理智的辩证统一--贺麟哲学思维方法简析

在儒学现代化的探索中,贺麟清醒的认识到哲学方法论现代化的必要性.为此,他融贯东西哲学精华,提出了直觉与理智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以"直觉的辩证法化"和"辩证法的直觉化"为两条主要途径,建构新心学体系.他的思维方法贯注于他的心体物用和文化体用论中,也体现于他的时空观中.其思维方法包容多种思维形式,是系统的、整全的思维体系,而且真正做到了方法与本体的统一.其思维方法不但对现代新儒家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促进世界文化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余英时的现代儒学论。他立足儒家传统,对儒学现实困境的抉发、对儒学近现代转向的探析、对儒学未来前景的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儒学的研究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面,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对儒家伦理进行解构,儒学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人学理论,它不是一般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架构,而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哲学;它有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交融一体等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儒学的实践品质与宗教性的精神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立身处事的信仰支撑和德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具体构想.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管理价值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也是一种成熟的管理观念。中庸基本思想具有“和而不同”、“过犹不及”以及“时中”与“权”等特质,文章在对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和”的协调功能及“经权合一”的管理方法论两个层次,探讨了其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价值。     

试论当代儒学复兴的三个面向及其可能性

当代儒学复兴要在三个方面展开自己的新论述,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力,儒家应当基于传统的王道天下观发展出新的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政治理想;对于整饧人心而言,儒家应当基于传统的仁学思想发展出新仁学思想理论,从而建立一个可与基督教理论相抗衡的精神与道德信仰系统。针对个人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生活状态而言,应当发展出一套能为个人修身提供有效方法的道德实践哲学,从而发展儒家式的为己之学。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条件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也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其兴起的理论前提是对孔孟之道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超越。这也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内部机制     

近现代转型期楚辞学的学术特征

近代楚辞学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研究理念来说楚辞学研究由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转变、由传统的经学研究向科学研究转变;从研究方法来说突破了传统楚辞学直觉感悟和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走进楚辞研究领域;从研究范畴来看古代楚辞学中从未出现的一些楚辞神话、楚辞考古、楚辞文化、楚辞性别研究等内容都出现在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从研究成果来看,楚辞学研究成果跳出了传统的章句、注、疏、短论、札记等形式,出现了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且立题符合现代学术标准,内容论证有严密的逻辑,学术视野超越传统范围。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袁宏道美学思想的转变与儒释道精神的循环

袁宏道后期美学思想与前期差别很大，前期主要是禅道思想的融合，而后期则基本上是儒道思想的结合。这种转变的发生，既有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等外在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袁氏思想发展的内在必然。综观袁宏道美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它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儒释道精神的框架，并不具有近代式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