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争议: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权益的中国考量

《斯瓦尔巴条约》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重要的国际法基础之一。依据该条约及1976年《挪威经济区法令》,我国在斯瓦尔巴群岛领海甚至渔业保护区享有平等捕鱼权,中国应重视这些权利,并以此为法律基础和切入点,合理选择拓展北极权益的制度、身份和技术路径,创造性介入北极渔业治理,为参与北极渔业开发与养护争取主动权,占据法律制高点。     

论我国家族信托受益人保护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自然人选择家族信托作为财富管理的重要工具,家族信托中的受益人利益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于一般信托,家族信托有委托期限长、受益人"不确定"、信托目的明确之特征,在受益人保护方面也有所不同。我国家族信托受益人的保护存在解任权规定不明确、缺乏受托人谨慎义务判断标准、信托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应当参考各国关于受益人保护的规定,从解任权、受托人谨慎义务、监管三个方面完善我国家族信托受益人保护制度。     

海洋划界基础上渔业合作案例分析

海洋划界后,出于对跨越海上边界的共享性渔业资源种群利用与管理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的需求,相关沿海国之间应开展渔业合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有关渔业条约对此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形成具体的法律制度。海洋划界后的渔业合作的国际实践案例对有关国际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对20个包含渔业安排的海洋划界协定或在海洋划界协定基础上签署的渔业协定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以区域为基础的渔业合作、以渔业资源配额为基础的渔业合作两种基本模式,对相关国家的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对渔业问题在海洋划界时的解决途径、模式选择的考虑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供我国在周边海域与有关国家解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及渔业合作问题时参考。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政策与管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休闲渔业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国民广泛参与。鉴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国情,其休闲渔业的显著特点呈现为资源丰富、政策多样、管理分层。澳大利亚出台了《全国休闲渔业与运动渔业行为准则》《澳大利亚休闲渔业——2011年及未来:全国休闲渔业行业发展战略》等,以保护生态环境,扩大休闲渔业资源,提高休闲渔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加强公众教育和行业规范。各州和领地政府对本辖区内的休闲渔业负有直接监管责任,最常见的管理办法是许可执照制,以及对渔获品种、数量、规格、渔期和渔区的限制,各州和领地均在政府网站上适时公布最新信息。对我国的启示一是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我国民众参与休闲渔业活动,特别是鼓励少年儿童更多地参与进来;二是适时地开展休闲渔业执照制度的试点工作;三是及时制定休闲渔业的法律法规。     

渔业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问题研究

渔业资源利用中存在许多负外部性问题,导致渔业资源衰退、渔民之间或渔民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产生冲突和纠纷等。本文将渔业资源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分为渔民间的交互负外部性、生态负外部性、水域利用活动交互负外部性和代际负外部性四类;认为产生这些负外部性的原因有:资源的共享性和稀缺性、缺少合约或合约难以被执行、捕捞技术缺陷、渔业管理缺失或不足;建议通过损害补偿、资源利用量限制与养护、资源利用权分配、渔民自组织管理、管制捕捞作业等方式,对渔业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和管控。     

信托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为视角

从信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信托源于英国历史上的用益方式。为保护受益人的权益,法官在衡平法上承认了受益人的权利,使信托法律关系形成对同一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但从学理上看,这种双重所有权与传统民法系的完全物权存在冲突,这也使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信托制度。信托受益人有获得信托财产利益的权利,而中国法律规定受益人的权利具有债权性质,与英美法上的"衡平法的所有权"不同,债权性质的受益请求权不能完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以物权性质。为保持现有立法统一并符合民事权利理论的一般原理,还应当通过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来实现受益人请求权的排他性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且这也符合信托制度的原本含义和目的。     

合作管理促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效率机制——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分析

我国近海与内陆渔业资源复苏的道路还非常漫长，一些渔业资源甚至还在持续下降。如何继续推进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是渔业经济及管理研究者必须破解的难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到了合作管理在渔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本文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了合作管理模式与集权垂直管理模式的交易成本构成，并进而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合作管理模式促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效率机制。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探析

融资困难造成的农业基础设施不足,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大多属于公共产品,结合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准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和私人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根据不同类型农业基础设施的特征及范围,分别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和投融资方式,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由政府投资与市场提供相结合,私人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私人提供,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通过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投资的积累机制、探索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建立投资的激励约束机制,为新的投融资方式健康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论渔业配额制度的起源及其内在法律特征

渔业配额制度是在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所导致的渔业危机和传统的投入控制管理模式失效的历史背景下,基于渔业资源生态特性而构建的一种产出式的渔业管理模式。它是在总可捕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雏形始见于美加间的渔业管理实践。冰岛、新西兰等主要渔业国家结合本国国情实施了不同外在形式的配额模式。该制度具有专属性、持续性、可转让性、激励性等外在法律特征。资源的特性决定了配额制度的实质内涵是一种不得超越总可捕量的共同义务。义务本位下的配额制度,其意蕴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产权问题。产权的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渔业危机,私权的行使必须处于公权力的监管之下,配额制度才能发挥应有实效,这是配额实质给予我们的启示。     

海洋强国视域下我国深蓝渔业发展路径研究

深蓝渔业是以现代海洋高新技术为支撑，以深远海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为手段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发展深蓝渔业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拓展海洋渔业发展空间、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及高水平营养供应、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与突破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深蓝渔业已经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但从海洋强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视角审视，深蓝渔业发展仍面临着深远海养殖环境与良种不足挑战、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短板多、极地渔业受装备技术与国际法制约、远海物流运输与信息保障不足、海洋气候环境变化带来新威胁等多方面问题。基于我国经济与社会体制、产业科技基础以及陆海面积广阔的优势，借鉴国际深蓝渔业发展经验，对我国深蓝渔业发展有以下建议：发挥大国优势构建深远海养殖区域化特色发展路径、发挥体制优势打造规模化深远海养殖技术经济新模式、发挥种源与生物科技优势突破深远海养殖种苗繁育、发挥制造业与工业技术优势突破深蓝渔业关键技术装备、发挥政策优势构建深蓝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发挥海上丝绸之路优势开展深蓝渔业国际合作、发挥基础科研优势积极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等。     

共时态下我国私人财产权保护之取向

近现代西方私人财产权保护经历了从神圣到限制的历史演进.而俄罗斯和中国的私人所有权则呈现从否定到肯定的进程.东西方私人财产权保护的不同取向,既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较量的结果,也是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变迁的体现.历史错位的共时形态下.我国私人财产权保护应以社会本位为原则,以国家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护的工具,寻求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衡,达成财产权保护的正义与公正之目标.     

新闻侵害商事人格权的责任方式

传统的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不仅具有非财产性的纯粹人格利益,而且兼具财产性价值。"商事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包含经济利益、具有商业价值的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权利。在实践中,新闻侵害商事人格权的纠纷不断增多。对这种新型新闻侵权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可以保护商事人格的经济利益;借鉴韩、德、法、日和美国的"答辩权"救济手段,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平衡我国商事人格权与媒体言论自由权的冲突。     

公物的二元产权结构——公共地役权及其设立的视角

公共地役权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并用以对抗第三人而要求私法财产权人持续承担某种负担的权力或权利,可以在私法财产上通过强制命令、行政合同、捐赠奖励等方式设立.从这一视角看,公物上可以同时存在公共地役权与私法权利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服务于特定公共利益,由作为公法物主的行政主体或公众行使;后者服务于供役人私人利益,由作为私法物主的原始财产所有者行使,但前者优先于后者并排挤后者,因此,私法物主的私法财产权只在不损害公共地役权的范围内才存在,因而是一种"剩余财产权".     

权力的三种负效应

权大于法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权与法联姻这一寻租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仍刺激着一部分人的贪欲，权力负效应在我国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当前，具体来说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权力的引力效应。引力效应是指政府宫员的权力能使一部分人自动向他们靠拢。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形成一种以行政目标为中心的向心力，保证被领导者接受其领导，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其行政目标的关键问题。但是，这种向心力也往往面临被异化的危险，在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同时，一剖分领导者会由人民的公仆而自甘沦为个别领导者的幕僚和仆从，从而…     

渔业经营规模管见

(一) 渔业经济发展已经提出了渔业经营要有适当规模的要求。首先,是发展集约经营的需要。集约经营是渔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它可以通过同一水域的追加资金、技术和劳力,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来增加渔业产量,实现养殖渔业的扩大再生产;也可以通过海洋渔场的改造,比如搞放人工鱼礁、人工放流苗种,在增殖资源的基础上扩大捕捞再生产。渔业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由初步的集约化到高度的集约化,是渔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志。我国渔业的发展必然要走集约经营的道路。集约经营需要更多的资金和生产要素投入,因此必然要求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即经营单位应具有     

两岸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现实困境——以“台日渔业协议”及其政治影响为分析重点

近年来,呼吁两岸东海合作的声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这种合作意向仍面临不少现实困境。通过对"台日渔业协议"内容分析可知,日本为阻止两岸联手保钓,在东海渔业资源上对台湾做出一定"妥协",但却不能忽视台湾当局由此在领土问题上间接对日本做出的实质让步。这不仅引起舆论就对日实质让步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也增加了在领土问题上与日本后续谈判的难度。此外,该协议对两岸东海合作具有明显冲击,不仅降低东海合作的可能,窄化东海合作的路径,也会错失东海合作的时机。     

关于浙江渔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渔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90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38.9万吨,比1978年的87.52万吨增长58.71%;渔业产值达到40.90亿元,比1978年的3.33亿元增长12.3倍;渔民人均收入达到1280元,比1978年的130元增长9.8倍。渔业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渔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可喜变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今后发展中面临着诸如渔业资源衰退、经济效益下降、生产后劲不足以及管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之现状及展望

气候变化下的北极渔业处于动态发展中,但发展参差不齐。由于地缘关系,大部分北极渔业处于北极国家"各自为政"的专属经济区渔业制度之下,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北极渔业管理制度。北极还存在公海渔业,但北极国家的北极公海渔业管理主导意愿明显,造成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潜在的渔业权益争端。现阶段北极相关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由于分鱼类、分区域的特点而不能胜任北极渔业管理的职责。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律适用于北极海域却不针对北极海域。因此,北极渔业管理面临着各种挑战。北极各国之间的双/多边合作、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之间通过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开展的国际合作对未来的北极渔业管理至关重要;并且,鉴于北极海域生态环境脆弱,北极必须实践预防性措施及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理念。中国是重要的近北极国家,明确北极渔业对维护中国北极权益的重要性,重视科技先行的作用,开展广泛的北极合作,是中国北极渔业应对之关键。     

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

2011年11月11日日本宣布参加TPP谈判。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的政策宣言、意见评估、研究报告等文献以及主流学者和意见领袖的言论表明,围绕参加TPP谈判日本国内存在"利益之争"、"方向之争"和"路径之争"。"利益之争"和"方向之争"涉及三大焦点问题,即如何权衡巩固日美同盟、构筑亚太伙伴关系网络与开展东亚外交的关系,在顺应深度一体化的地区主义发展趋势、参与制定地区治理规则中是否有可能面临被动参与的巨大制度成本,以及加入TPP对于突破农业等领域的国内改革瓶颈、迈出"平成开国"的实质性步伐的利弊得失。"路径之争"贯穿于"方向之争"和"利益之争"的始终,核心在于争论本身如何才能获得最广大社会群体的支持和认同,实现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协调——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视角

知识产权被宣示为"私权",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倡保护的是公众利益,随着知识产权制度承载的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迅速扩大,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孰轻孰重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凸显其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公约形成了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法基础,若以此为契机,能够贯彻利益兼顾、知情同意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协调的现实可行性,通过界定农民权为一种先用权制度纳入专利法体系范围、承认并确立社区知识权、构建和完善生物与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三项举措,则可展现二者在实践中的理想结合,这不仅将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利渠道,并促使二者在协调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焕发出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