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曼殊的“断句”

苏曼殊的“断句”,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引起过不少的争论。首次把苏曼殊的“断句”整理出来的是柳无忌。他在一九二七年初辑印《苏曼殊诗集》时就收了下列的五联——随缘消岁月,生计老袈裟。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     

文学革命与苏曼殊之文坛境遇

作为南社及"清末文人最完美"之"代表",苏曼殊集非理性主义特征于一身,适成文学革命之难题。对其文学的不同观感,直接体现新文化运动之冲突和运思。苏曼殊本属新文化运动之圈中人,卒以理性主义崛起及胡适与南社之扞格而被淡出。新文化运动本以浪漫主义为引擎,卒以"科学"与"理性"而现形,迅即分化亦所必然。     

论苏曼殊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表现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最初源于18世纪末的德国,它的发生、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于清末民初时期传入中国。苏曼殊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发生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自叙传特征,一个是抒情主体的自我确立,第三个则是其文本中所蕴含的革命色彩。这也体现了其时中国近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特殊性。多声部的"浪漫主义"不仅存在国别史的差异,更呈现出类型学的演变趋势,同时,与西方"浪漫主义"比较,其中还存在时间上的错位。这是我们研究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乃至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苏曼殊与拜伦、雪莱之比较

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浪潮。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博爱思想,终于象春风一样吹进了这个闭塞僵滞的国度,古老的民族终于痛苦而缓慢地踏上了觉醒的长途。在当时的文学界里,苏曼殊(1884—1918)并不是第一个接受西方影响的诗人,文学领域的漫长觉醒也不是从他开始的。在他之前,王韬、黄遵宪、谭嗣同等都是提倡新学、鼓吹改革的成名诗人梁启超和王国维则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宣传者。但是,他们往往夸大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把文学创作视为鼓吹政治主张的号角和变革现实的直接工具,而忽视了对诗人自我心灵的发掘;在文学观念上,他们大多还沿袭着儒家的“文以载道”的旧路,很少通过艺术形象来体现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诗人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苏曼殊同期的一批南社诗人,如柳亚子等,也     

疏钟红叶坠相思——论苏曼殊诗

在中国旧体诗坛上,苏曼殊的《燕子龛遗诗》是一束散发着特殊幽香的奇花。这花是他奇特的身世、遭遇、气质凝聚而成的。曼殊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日人。他在日本度过童年,后来,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从事革命、讲学、著述;他精通英、法、日、梵诸文。有李杜之漫游,似阮籍之佯狂,绮丽华年,逃婚居然削发,壮年谢世,文坛顿落明星,遗著斐声世界,中外俱惜奇才。而诗虽被他自己的画和小说     

无法超越的自卑——浅析苏曼殊小说的创作心理

在苏曼殊的小说中,一般都是女性主动追求男性,而男性的逃避态度则是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一创作现象,是由苏曼殊的自卑心理导致的。他自幼因身世问题产生了浓重的自卑感,一生都无法摆脱。自卑感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他对爱情与婚姻既渴求又逃避的态度;二是自暴自弃。他的自卑心理,无人真正理解,而且他也无法言说。因此,小说成为他发泄内心情感的最佳方式     

出入古典与现代审美间的浪漫绝句——苏曼殊诗论

七言绝句是清末民初诗坛的苏曼殊享誉最多的诗体.苏曼殊诗无论表达唯心任运的禅境诗心、抒写潭影疏钟里的国族关怀或描摹现代情僧"袈裟和泪"的爱情体验,都体现出"灵、动、新"的美学风格,其妙有韶秀的境界含有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其推崇个我、关注主体的清新味又是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审美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曼殊诗成为晚清诗坛出于"古典"而入于"现代"的桥梁,其"现代性"意义也正是苏曼殊见称于新文学界的原因.     

水云深处着吟身——南社作家苏曼殊艺术风格初探之一

<正> 对苏曼殊艺术风格的研究,目前还较多局限于一般常规所涉及的几个方面:隽永轻清、浪漫主义等等,而对苏曼殊创作的禅意美却绝少顾及.虽然苏曼殊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包涵了儒、释、道三家的成份,很难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方面,但从根本上讲,他毕竟还是一个知禅林之事、明禅家之理、晓禅家之公案话头的三宝佛徒,所以,如加仔细体味,披沙捡金,其中还是有一定的体系可寻,他作品中所表现的禅意美就是他艺术风格体系中的一元.     

悲剧人生与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人生历程中都有过辛酸凄凉的童年和漂泊悲惨的经历,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衍生了作家主体的孤独感。为了逃避孤独,他们在无情的现实中构建起有情的小说世界。苏曼殊好用“一男择二女”的情节模式,郁达夫则选择了“一厢情愿”的情节模式;自卑情结形成的“弱势心理”使他们把爱情理解成“母爱”或“同情”。     

论苏曼殊小说的空间表意实践——一种地志符号学的考察

晚清重要作家苏曼殊的生活轨迹与其作品文本的空间书写呈现为复杂密切的关联。他的各篇小说共同呈现出三个基本的文化/概念空间:红尘故土、异域原乡与精神异乡,构造这三种空间的观念模式正是文学幻想的发生器,小说的文学世界也划分出三种地理空间:现实乱世、乌托邦与异托邦。作家凭借主体性想象与捕捉,把现实的跨国、跨地域的地理空间与抽象的多元文化空间共同整合在话语建构的文学文本空间之中。从文学文本出发,我们可以从叙事学中开辟出一种关于地图谱系和表意空间的地志符号学。     

翻译他者与建构自我——论拜伦、雪莱对苏曼殊的影响

苏曼殊对拜伦、雪莱的诗歌译介,尤其是对雪莱诗《爱的哲学》、《含羞草》等蕴含的"泛爱"诗观的深刻体认,对其诗歌创作影响较大。从意象和诗句的直接移译、征用,"以情求道"的爱国观的确立以及个性解放和理想爱情的追求主题等方面,苏曼殊的诗歌创作均受到显著影响。     

爱国诗僧苏曼殊画传(1884—1918)——纪念曼殊诞生一百周年

(一) 范滂有母终湏养 (《别云上人》) 苏曼殊是旅日华侨之子。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未及三月,非婚生的母亲日本人若子自行离去,即由庶母日本人河合仙抚养,六岁被嫡母携回原籍广东香山。他终身一直以为这位义母就是生母,不论支持革命或流落天涯,均系念不忘,多次返日,都是为了“一省慈母”。     

儒墨“爱”之同异

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和儒家在战国时代并称为“显学”,两大流派在救世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将焦点聚集到了爱上,都努力从爱出发,来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两家的不同在于“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吕氏春秋·不二》）。两家对爱的不同理解和阐发,以及他们在推行爱的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决定了两个流派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儒家曾一度被“独尊”,而墨学在秦汉之后逐渐式微,其思想内容被融入儒家思想体系中,而原本的体系成为绝学。但表面看来虽然历史命运不同,内涵上却是差别与共通并存。     

向人性更深处开掘——评宋益乔长篇传记《情僧长恨苏曼殊》

熟悉苏曼殊的,在头脑中已印下了一个所顾忌放浪形骸的"才子"形象.然而,《情僧长恨苏曼殊》(以下简称《苏曼殊》)的作者宋益乔执拗地拒斥着所谓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有意识地舍弃了那些满可以铺染成一部传奇故事的史实材料,完全抛开了对主人公经历与活动进行详尽介绍与描述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是时下传记文学创造中最为流行的),而将着力点专注于人物的整个内心世界及其情感意志趋向.可以说这样做,宋益乔并不是不屑于介绍苏曼殊奇奇怪怪的生活遭际,在《苏曼殊》中基于全面充分地揭示人物内心     

论“同途殊归”

孔子实现"哲学的突破"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同途殊归";导致战国时期学派分化和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亦是"同途殊归"。汉代之后,"同途殊归"说埋藏于地下,历代学者只知津津乐道"殊途同归",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幸。马王堆帛书《要》中提出的"同途殊归"说,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同途殊归"与"殊途同归"、"一元"与"多元"、"溯源"与"旨归"的相互关系问题。     

以符号学析“白马非马之辩”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公孙龙推行的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 的辩题.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它是不是诡辩至今仍有争论.本文试图用符号学理论对这一辩题的本意进行分析,说明它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我国先秦的“名” 是一种词项符号,以“名” 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学,是一种词项符号理论.“夫名,实谓也”,①“所以谓,名也;所谓,     

“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

史籍中对周初晋国始封的情况,通常采用周成王“桐叶封弟”、“剪桐封弟”或“削桐封弟”的说法。由于这个故事饶有趣味,故常为史家津津乐道,史书上反复征引。笔者觉得这个故事极可能是由于对文字的误会而演绎出来的,纯属虚构。     

朱熹“理一分殊”辨析

目前几种主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和朱熹哲学研究的著作,大致都认为朱熹“理一分殊”如同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和禅宗的“月印万川”,把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等同起来,是相对主义诡辩论,或指责说“理一”既可“分殊”又岂能“理一”,所以是自相矛盾的“怪论”。那些作者又都把“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哲学体系中的一般命题对待。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