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1956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作了初步整理。二十年后,即1976年夏,为了辅导同学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即武州山石窟),根据《校注》的某些推论,结合北魏当时的历史情况,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的参考材料。粉碎“四人帮”后,略作修饰以《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以下简称《试论》)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980年2月,日本长广敏雄先生写了一篇《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区西南隅之善化寺,该寺现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写者是南宋著明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弁。此碑记事、述史、写人,真切感人,对辽末保大二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对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以及对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记述。此外,朱弁对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区西南隅之善化寺,该寺现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写者是南宋著明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弁。此碑记事、述史、写人,真切感人,对辽末保大二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对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以及对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记述。此外,朱弁对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金佛教寺院,所保留的唐代建制为国内少见。寺中现存的金代＂朱弁碑＂详实地记载了金代圆满大师历时15年的重建史实,对研究该寺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神话”解构与历史重建——欧亚经济的大分流

欧亚经济的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旨在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话,重建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欧亚经济的分流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若想简单地确定一个分流的起点恐怕难以做到,而那种认为偶然因素造就了大分流的观点更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仁爱”的背后——大封建主却吉罪恶历史调查

叛徒、卖国贼林彪,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抬出了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为了深入批判“克己复礼”,进一步揭露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在尖扎县康扬公社红卫大队(即尕麻堂),对当地的大封建主却吉的罪恶历史进行了调查。林彪、孔老二口口声声讲什么“仁爱”,但是,铁的事实戳穿了这伙“巧伪人”、政治骗子的谎言,在“仁爱”的背后实际上却是对劳动人民残酷的血淋淋的剥削和压迫。     

大历史的转折——60年前的北平“零和博弈”和谈

以七集电视连续剧《北平和谈》为影视分析对象,从博弈论的角度展现60年前北平和谈的那一幕大历史转折,这是一次"不许讨价还价"的和谈,也是最后的机会,但根本无法进行调和折中。《北平和谈》瞩目于和谈双方两个阵营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调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对历史史实作了相当情感化的处理。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是,把合作性博弈的愿望转变为合作性博弈的行动,零和博弈负结局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被改写。     

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入”与“出”——评尹西农关于秦公大墓的“报告”与“纪实”

(一)1986年5月到8月,关于秦公大墓的报导,在太空回荡了九十余天,震动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直到这时候,尹西农,这个“的确来晚了”的《宝鸡日报》社的记者,才推出了他的纪实文学《秦公一号大墓之谜》(《科学文艺》1987年第2期)和报告文学《秦公大墓》(《延河》1987年第2期)。这虽然是两份迟到的报告,但它却象一股热浪,伴随着雍城古原上挥动的洛阳铲声扑面而来,旋即在读者面前撞开了一部神奇而又丰富的先秦“百科全书”,展现了一支由知识分子和雍地普通农民组成的掘墓队伍,形象地表现了他们求实、献身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大数据”“数字人文”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当前,"大数据""数字人文"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及利用它们进行史学研究,在中国史学界成为关注的焦点,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追捧。究其根源,在于"大数据""数字人文"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史料的追求,以及部分研究者对历史学科学化的心理需求。但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形成历史认知从而预测和影响未来,而这些都是主观的、带有人性的,无论"大数据""数字人文",还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对此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研究中忽视主观性以及缺乏对人的关注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需要正视的问题,同时我国史学界也缺乏对历史学研究目的、学科价值等问题的关心,在研究中也缺乏想象力,当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更能促进历史学以及历史研究的发展。     

侧重“先富”到侧重“共富”的历史拐点——中共十七大的民生意义管窥

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主要是由初次分配造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对此前实行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理念进行了调整，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理念将实现由侧重“先富”到侧重“共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保证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对“先富”与“共富”以及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把握。     

“以人为本”的两大特征——从历史和道德的视角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核心的诠释,表明“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方面它是对善良和正义的尊重和维护,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属性,另一方面,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从而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狂欢抑或失范：新媒体场域下 历史类话题的发酵与传播——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

以网络历史话题“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剖析了新媒体场域下历史类话题发酵与传播的内在逻辑,认为在当下基础人文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哪怕是教育程度较高的网民一 族也会陷入新媒体场域的资本逻辑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忽视历史学研究需要有的科学性逻辑,故而新媒体虽然是可以让专业历史学家与网民对话的平台,但是这种对话的基础并没 有形成。新媒体上的历史热仅仅为专业历史学研究提供私人化的口述史料,而在理论、方法甚至观点方面则无从建树,其实质也不过就是一场知识的伪“狂欢”。     

“馅饼”与“陷阱”：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基于法国大革命和亚非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考察

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克服其负效应。     

小区域研究对大历史的推动:大通与皖江近代史研究——兼谈“中国中心观”“区域系统”在史学研究中的偏向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中的亮点。学界对皖江近代史的研究亦颇有建树,然而,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皖省巨埠的大通镇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研究极其薄弱。通过对这一时期大通镇的深入剖析并结合皖江近代史研究的已有主要成果,对学界在皖江区域市场圈的形成和城市近代化的动力问题研究中的一些定论提出质疑。同时,结合自欧美传入并长期盛行于中国史坛的中国中心观区域系统理论与大通的近代历史变迁发现,相关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不足甚至是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