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

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一座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离经叛道”,却与西方现代派血脉相通。他反映了那么多现实,却又偏执于表现主观精神,渲泄病态心理和神秘的宗教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代派史前内容,应该从他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中去寻找造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的关系,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其创作艺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渊源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索尔·贝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索尔·贝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推崇,不仅早年创作直接模仿陀氏小说,在形成"贝娄风格"后,也多方面借鉴陀氏的写作经验.贝娄在受害小人物身上灌注神性,对生存怀有道德焦虑,以及努力揭示人物矛盾心理等都与陀氏的影响不无关系.     

忏悔意识下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善于剖析和拷问自我的灵魂,他们都将个人的罪孽感、痛苦感融入群体当中,并肩负起对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前途的忧患重任。由于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忏悔意识。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他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忏悔道路:鲁迅是通过自我批判从而否定自我,而陀氏是通过苦难的净化从而肯定自我。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宗教人本主义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中既有的宗教人本主义观念,并遵循这一理念解析人的奥秘,因此其创作的基本原则是肯定人的神性,并通过对“自由”概念的解读说明人的形而上存在状态,并试图提出一个最终解决现世之恶的拯救方案。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边缘化儿童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着具有象征意义和某种精神折射作用的边缘化儿童形象。这些儿童在形象构成上往往性格的成分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带有形象性,但大多是思想意识的载体。在叙事情景中,这些儿童往往不具有一般儿童形象的心理纬度,或者即使有心理纬度,也是单一的、恒定的。他们在文本叙事中的存在主要是对叙事起着点缀、装饰的作用,并常常指向小说的某一主题。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由两组对立的故事元素构成:强者和弱者,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由它们构成的小说结构具有表里不一的特点,即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形式上却呈现闭合性的状态。这种结构模式的建构是由陀氏的宗教意识和困惑决定的。     

浅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人物刻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4 5年完成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小说主人公杰符施金使当年在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里最早出现的“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具有内倾性、封闭性,人物呈现一种病态的心理特征。这些人物往往把自己困在内心的囚室里,在自尊与自卑、狂傲与畏葸、顺从与逃遁的两难困境中消磨着人生时光,内耗就是这种内倾性人生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核心。人物这种内倾性思维向度犹如一张网,要么鱼死网破,要么苟且偷生,或者逃遁到上帝那里。正是过度的内耗和思辩,解构了生存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此文论述的是第二及第三历史阶段即“由盛而衰期”和“蓬勃持久期”的情况。分单行本、作品合集、报刊披载三个方面叙述，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余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介、发表、出版的全貌（并含台湾有关情况）。试图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世界级文学大师在中国被接受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昭示我国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与政治、文化氛围之关系。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思想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比较,发现人民性的主题是贯穿于他们的作品的一条共通的主线。并且人民性思想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这种相似性是他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对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探索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从癫痫症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末期 ,激情动荡的时代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它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论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比较论纲

作为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在总体倾向、艺术手段与思想指归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惊人的一致性。对他们的比较,是一件饶有兴味也极富挑战意义的事情。     

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评论史综述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自从1864年问世以来，各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就层出不穷。纵览不同的批评，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更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