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境域的新开拓——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

我国关于鲁迅的研究工作,到今天已经是被称做“鲁迅学”的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推溯起来,应该很早。如果数典而不忘其祖,那么,在鲁迅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罢。早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一月,也就是他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而又“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一年之后,吴虞先生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能不能算是它的“不祧之祖”呢?我看是可以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报刊上涉及到鲁迅和评论他的文章就逐渐增多起来(?)延至(?)十年     

鲁迅的婚事及其处世风格

一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鲁迅传》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发表在2008年8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鲁迅》。文章说：＂我不是说鲁迅不可以批评。鲁迅也是凡人,     

对鲁迅两篇杂感的再认识

鲁迅《热风》中的两篇杂感——《五十六“来了”》和《五十九“圣武”》,是反映鲁迅五四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文章。许多同志对它发表过评论,其中尽管也有某些分歧以至争论,但在对鲁迅写作二文的主旨和意图的认识上,却大致相同,即认为:鲁迅在文中“热烈欢呼‘过激主义’来了”、“热情歌颂了列宁领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将“被反动派诬蔑为     

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

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鲁迅将文章归为分类和编年两类,并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则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他承认自己有把书名或题目“配对”的“积习”。如果以分类和编年为纲,以“两两相对”的方式读解鲁迅全部作品,则其作品基本皆呈相对之象,而首先宜标出《坟》,作为此种读解方式的起点。以《坟》为起点,不仅因为《坟》的内容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可当鲁迅作品的长期大底;而且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独立无侔,绝无其他作品可以相对。《坟》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书,以它为起点,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一面》中的人物描写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噩耗传来,举世致哀。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哀悼文章,深情缅怀鲁迅先生光辉战斗的一生。阿累的《一面》,就是当时许多悼念文章中杰出的一篇。它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一卷五期上。 《一面》这篇回忆性散文记叙了一九三二年秋某日作者在内山书店遇见鲁迅并接受鲁迅赠书的动人情景。热情地赞颂了“伟大的人民公仆”鲁迅先生站在前进行列的最前面,同情、帮助劳苦大众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质和关怀、激励劳苦大众起来与敌人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朝花夕拾》艺术特色初探

<正> 自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鲁迅写下了十篇回忆往事的散文,陆续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总题名《旧事重提》。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编集时,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这十篇散文,记叙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展现了从清王朝末年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广阔的历史画面。它是我们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的重要资料;而且,它以独特的、富有至情和风趣的艺术风格,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鲁迅世界观的发展和深化——重读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逝世已半个世纪。每到鲁迅诞辰与忌辰,我都要重读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借以重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战友的音容笑貌。我之“都要重读”有没有例外?有!那就是“十年浩劫”时期,身不由己,只能心向往之。鲁迅逝世后,探讨鲁迅世界观的文章,无虑百十来篇。在“文革”之前,瞿秋白论述鲁迅世界观的发展与深化的观点,居于领先的权威地位,曾被喻为一座未能逾越的高峰。“文革”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鲁迅早期创作之一瞥

<正> 一1908年,青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展示了青年鲁迅独特的认知视角。这种寻找“新源”的离经抗俗的情绪走向,在鲁迅那里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它包容着作者很浓的使命感和浪漫的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文学情趣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后来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变化,其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摩罗诗力说》不像一般的译介文章那样带有学究的味道,它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诗人的理性直觉。从鲁迅所介绍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精神解放与艺术自     

试论《野草》作为散文诗的文体

鲁迅的著作中 ,再没有比《野草》引起当时和后世的那么多人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了。仅就文体而言 ,鲁迅本人有过只言片语 ,“夸大点说 ,就是散文诗”。后人有的从大散文观念出发 ,将《野草》列入散文〔1〕。有的虽然在总体上承认是散文诗集 ,但认为“探索当然也就是创新。同时也会带来不利因素 (如不定型、不稳定性 ) ,也是自然的”〔2〕。本文作者的观点是 :《野草》虽不是篇篇为散文诗 ,但除了《我的失恋》是新体自由诗、《风筝》接近散文外 ,其余包括序言在内的 2 2篇作品 ,都可说是地道的散文诗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多方面探索不仅不能否定它…     

《斯巴达之魂》与史传

鲁迅留日时期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一文历来在译/作上存在争议,双方观点虽然都言之成理,却忽视了中国文学与文章体系的关联,对文章观念与文体的考察。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斯巴达之魂》一文,可知鲁迅是以“史传”的文章之法对斯巴达三百武士的史实进行了重述,纪人叙事不同于历史小说的随意点染发挥,立意谋篇上也有着著者独特的安排,不能简单等同于对它作的译介。文中一些情节的想象虚构更接近史家的“代言”与“拟想”,起到了补阙情节、渲染气氛的作用;在文章作法上鲁迅以联络法、伏脉法等叙述方式行文,史实叙述详略有致,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文章以新小说的“演说”代替史传的“论赞”,增强了文章感情抒发的强度与论述的力度。     

从鲁迅联署《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谈起

赵家璧同志新近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等给高尔基的祝辞》。澄清了半个世纪前因反动文人张露薇的捣乱而被弄混了的一个史实。 我也应当将这一个史实,连同当年“左联”,为庆贺高尔基从事创作活动四十周年纪念而系统地组织一批文章的史料,重新作一番综述,阐明鲁迅等发表祝辞,是有组织活动的组成部分。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１９３５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国当时文艺战线乃至整个思想斗争的任务，必须学习鲁迅。瞿秋白说：“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论鲁迅》的演讲中，论述了他所说...     

阿Q形象散论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阿Q正传》是鲁迅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写于1921年,发表后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发生了推动作用,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以来,发表了不少研究《阿Q正传》的文章,本文仅就如何理解和评价阿Q这一典型形象谈谈我们的看法。     

鲁迅杂文文体的根本艺术特征

<正> (一) 杂文这种文体早已伴随着鲁迅的名字而理直气壮地“侵入”到了高尚的文学楼台,大概今天不会再有多少人公开否定它是文学家族中的成员了。但是,对这种文体的认识,人们至今仍然停留在较为浮面的层次上。三十年代,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以     

浙江鲁迅研究概述

浙江的鲁迅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有一批浙籍作家与鲁迅创作同步,及时地关注和评论鲁迅的作品,而且论述也大多准确,为鲁迅研究开了良好的风气。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于1921年5月《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不到三个月,桐乡的沈雁冰即在当年8月10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以朗损的笔名发表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正确地指出“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特别指     

也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正> 提起杂文,人们自然会想起它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伟大的作者鲁迅;谈到鲁迅,人们也自然会想起他那许多辉煌的杂文。“鲁迅杂文”真所谓“尽人皆知”。可是,对于太熟悉的东西,人们倒往往会习焉不察的;而鲁迅本人虽然写过七百篇杂文,却并未严格地给它下过定义,立过界说。因此何谓“杂文”,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近来且发生了争论。让我们依据鲁迅本人的言论,钩稽抉剔,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任何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杂文”一词,鲁迅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过,其一,指散文中的某种文体,另一则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而不管其文体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鲁迅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运用“杂文”这一概念。《且介亭杂文·序言》把这层意思说得最清楚:“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己有之’的,凡有     

王任叔的鲁迅思想研究

<正> 著名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王任叔(巴人),是在鲁迅影响下登上文坛的,是1938年《鲁迅全集》的主要编辑者,“鲁迅风”杂文的倡导者;在战斗的一生中对鲁迅有深刻的理解与深入的研究,生前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数十篇,鲁迅研究专著有《论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小说》。他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独特建树、至今尚未进入鲁迅研究者的视野,这不能不是学术界的一个缺憾。     

关于《湘灵歌》的问题

鲁迅的《湘灵歌》引起大家讨论研究,体现了党的“百家争鸣”政策。我也来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一、《文艺新闻》上的编者按首先提出有关《湘灵歌》的史料的,是吴海发同志,他在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6,7—8合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湘灵歌〉与长沙事件》,提出了《文艺新闻》上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