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名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通过研究清代荒政，从正面揭示出官僚制度的价值，并给予清政府以极高的评价。本文依靠国内学者关于清代荒政的研究，对其核心资料《赈纪》的使用、救荒实效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着重就其对粥厂认识的错误予以分析，并指出这种错误主要是在分析传统中国问题时，应用国家一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所出现的问题。     

从1934年湖南赈务看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1934年湖南旱魃为虐,灾难深重,湖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大多沿袭传统赈务的方式,但在赈灾机构、赈源募集、救灾方式、信息传递、国内外慈善机构的介入及赈务人员素质的变化等方面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

"以工代赈"是清代重要的赈济措施,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朝,繁荣及完善于乾隆朝。乾隆朝工赈制度规定,官府承担修筑民堤民埝费的一半,佣工者可参加工赈,提高工赈人员的佣金,工赈工程须有一定的规格、范围及规模。主要采取兴修及疏浚水利、修筑城墙及水陆通道、衙署、监狱、仓库、庙宇、学堂及军事工程等措施。工赈的实施增强了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及自救意识,发挥了救灾及增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双重功效,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救荒对策论略

汉代荒政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汉政府在救荒实践中 ,往往能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灾前、灾时和灾后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备荒、救荒的策略措施。本文从文献资料出发 ,对汉代的救荒对策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措施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它对于今天预防灾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论万历朝救荒专著的特点

明万历时期是明王朝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时期。救荒专著大量涌现体现时代的强烈需求,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专著的作者多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他们从灾荒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是他们延缓了明王朝的覆亡。救荒专著本身具有目的明确、内容丰富,且救荒措施灵活变通的特点,但也存在逻辑简单的缺陷。历史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加重灾荒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大量救荒专著勃兴本身似乎也在暗示着一个王朝的衰亡。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而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中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朝廷政策性救济和民间互助性救济是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形式,两淮大大小小盐官们是实际操作者。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

贫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在都铎时期的英国显得尤为突出,都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期解决贫困和流浪问题。围绕着对穷人的管制,济贫法令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惩罚为主到区别救济为主,法令渐趋合理。都铎济贫法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宗教改革后,社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天主教会的随意施舍到新教的随意惩罚,最后回归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性济贫。     

从云南自然灾害看地方政府的危机缓解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云南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频发地区,在特定的地质环境条件下,发生灾害或许不可避免。灾前及时撤离,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关键在于灾前科学预测,准确及时预报。为此,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危机缓解在危机管理循环中的特有地位,重视危机缓解在公共危机中的可行性,重视研究制定具体的危机缓解措施。     

权力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应对————以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会址纠纷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6）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政府的 “造山运动”：有限政治与无限媒介

政府应当运用媒介的新闻资源、广告资源、评论资源以及无形资源进行执政，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政府的威望和执政公信力。媒介执政的方式有：及时发布最新消息、公开表达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传达具有时新性和变革性的政策、采取有影响的行动、设置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议题和策划新闻发布会等。政府与媒介选择合作远远优于不作为或者强硬过激的行为。实现合作的唯一基础是各司其责条件下的彼此尊重与彼此诚实。当前需警惕媒介的公共领域角色异化。媒介秉承公正、客观的职业精神，有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监督政府，对执政者提出批评，代表公众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