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君权神授”理念对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影响

"君权神授"理念是近代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民族"忠君"思想的重要保证。东正教会所主持象征"君权神授"的加冕仪式,能够有效神化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为专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公正性"提供神性依据。相反,政变者和东正教会的"联姻"也能为推翻专制君主的统治争取到足够的民意支持。历史上,俄国东正教会对瓦西里二世捍卫权力斗争的胜利、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以及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政变的成功等政治事件产生的影响,充分证明"君权神授"理念在神化君主权力、稳固专制统治根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探析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专制统治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其最高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理论的提出正是实现这一治国理想的前提和保障."大一统"思想,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也不乏借鉴价值.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论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华衣冠文明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法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必须在礼制与法权的严格规定下选择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从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服从了专制统治秩序和法权.尽管冠服制度历朝都有所更新,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稳固宗法礼制的宗旨却是一贯的.因此,"垂衣而治"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

在韩非的政治理论中,"谏说"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对战国时期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之一。韩非的"谏说"思想主要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论述,竭力从政治思想上维护专制君主权力的存在与利益,这是其"谏说"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实质。韩非也从臣属的角度思考"谏说"行为的存在与发生,试图找寻能够对专制君主进行有效"谏说"的实际途径,确保君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论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终结的原因

18世纪后半叶,乔治三世通过强化君主权力、建立“国王之友”内阁,从而确立起个人专制统治.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在英国遭遇到各界的质疑和反对.威尔克斯事件的爆发、伯克等人的批判与乡绅请愿运动的兴起、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及其对英国的影响,从不同层面冲击着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最终促使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的终结.     

反省和探索:孙中山民主理念中的政党观

纵观孙中山一生政党思想的流变轨迹,与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发展相适应,在议会政党政治问题上,其立场经历了从初期的模糊暧昧到因应形势下两度认同最后又偏离排斥的"扬弃"过程。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在民初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代议民主的政党政治作为反对专制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这凸显了孙中山矢志共和、"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体制的可贵精神。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战国秦汉时期“名”“法”对举思想现象研究

从战国中晩期到汉代初期,"名""法"并举的现象格外普遍,两者同样被视为现实政治中最高的、最为根本的因素,是统治者必不可少的两种统治手段。战国中晩期到汉初正是追求绝对君权的政治体制成长完善时期,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带有普遍性、绝对性意义的法则、标准系统,是由"名""法"共同体现的,两者在性质上类似,在机能上有分工的不同,可以相互补充。     

张謇对人道与理性的追求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謇提倡尊孔,即提倡孔子的"人道"和"理性"内容,也就是包含在孔子学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本质上讲,这对中国传统的皇帝中央专制独裁统治体制是一种批判.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中唐儒家之道的新兴与确立

唐代文学与经学经历了崇文到尚质的转变过程,中唐文道关系较初唐有了显著的变化,"道"的观念得以逐渐确立,最终形成了韩愈"道统论"得以产生的思想与现实基础。道统论的产生,为中唐儒家之道的内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原道》“道心”说的文论内涵及其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道心",既强调了对"道"的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又涉及到"道"与"心"的联系,从其哲学观"自然之道"的基础上进而推到文学观,所"原"之"道"其实质是"原人"、"原心",从而在"道心"说基础上建立起文学为人学、文学为心学的表现说理论体系。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汲取《道德经》的廉政智慧 深化廉政文化建设

老子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德经》里面。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人文精神一度消弭、功利性的物质欲望不断强化、公民信仰认知系统存在偏差等现象。我们要学习和吸纳《道德经》"清心寡欲"的人生修为、"知足不辱"的处世原则、"尚俭戒奢"的生活信条、善待百姓的爱民之心等精神内核;并充分认识《道德经》的当代价值,吸取其廉政智慧来营造廉政文化信仰氛围,创新廉政文化信仰体系和培育廉政文化信仰理念。     

汉代老子宇宙观的黄老色彩——以《老子指归》为例

《老子指归》是现存汉代为数不多的注老作品之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鲜明地体现了汉代老子注解受到时代思潮——黄老学影响的特点。具体来说,表现在其宇宙观上,则是通过强调宇宙生成过程中的“道”、“一”、“气”等因素的“虚无”、“无为”、“自然”属性,以实现其“有生于无,实生于虚”的哲学论证。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