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生命苦谛的慧悟与反抗--周作人“苦质情结”的佛学底蕴

本文之所谓周作人的"苦质情结",是指他往往偏于从悲苦、绝望一面去体悟人生、解释世界的一种气质特征.文章提出,周作人这一气质特征之形成,与佛学苦谛所体现的生命本体观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这一总命题下,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之抗争残虐无道与"佛性说"、历史循环观念与"业力轮回说"、挑战虚空与佛学坚苦卓绝的愍世情怀间的内在因缘,从而具体析离出周作人苦质情结中的佛学底蕴.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发展有变化，这种变化有迹可寻，可以从他的数篇文章中看到其轨迹。他早期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非人思想，后期则着重梳理文学中已经存在的变革因素，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运动的源流，这种转变体现了他立足点的不同以及他从一名“战士”向一名“研究者”的转变。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在"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下,周作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与传统对话,并向传统文学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以传统为中心辐射异质文化,为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注了生气。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探析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主要扮演了“前导”的角色。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启蒙意义与开拓价值。     

论周作人非正统儒家文艺观

周作人以"非正统儒家文艺观"作为其文艺理论的核心,并在此文艺观指导下,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真心、真人、真情的文艺思想。周作人倡导个体意识,主张表达个人完整的知、情、意,并形成了一种周作人传统,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辨析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立足于生物进化的视点,探讨人的生存和个性的发展。他试图以“大人类”的观念、平民和贵族的精神来消解或淡化国家、民族和阶级等观念,在“人类”、“人间”的背景之下突出人的个性追求的价值和普遍意义,这即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内涵。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荒谬的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理想对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论周作人的"人的观念"

周作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看法上.在他的"人的观念"中,生死观、享乐观、妇女观、轮回观是其内核.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观念源自生物进化论和自然人性论.妇女观则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文化人类学对他的影响.轮回观主要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人的观念"体现在他的小品文中,形成了淡、雅、缘、苦的文学趣味,还体现在文论中的人道主义和审美非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