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解行相应传心法--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 15本专著、 7本论文集和 30 0多篇论文之后 ,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 ,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 ,其特色在“发覆” ,其宗旨在“求真” ,其功夫在“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 ,而且 ,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 ,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 ;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 ,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就是学习陈寅恪 ,继承其学 ,光大其术 ;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 ,必须力戒当今浮躁之学风 ,以求真为宗旨 ,以“治心”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 ,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 ,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 ,而且着力于“行” ,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论陈寅恪对唐代兵制的研究

成书于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之绪论中，道出唐朝“这个复杂的时期”，对无论中国学者、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自有其吸引力；而尤称重陈寅恪对“解释这时期政治及制度史有重大贡献”。本文遂拟就通过探讨陈氏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见其研究方法及成就。1937年，陈寅恪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此文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1957年，陈氏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论点，颇引起学者不同的讨论：王树椒、杜洽、岑仲勉、谷霁光、贺昌群、章群等诸家均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讨论，更…     

陈寅恪的“旧巢痕”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至痛至哀之文 ,而陈寅恪寄寓其中的历史之感与家国之情均由“旧巢痕”而起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创作“心理原型”。因而 ,对此“旧巢痕”意象加以详细审视和追究 ,似可找到陈氏之诗的根源所在。陈氏之“旧巢痕”一语 ,大致有远、近二源。其远源始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 ,其近源则见诸乃父散原先生 190 1年所作《书感》一诗。而其深层含义 ,则宜解读为那个直接生产了中国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之彻底崩溃。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陈寅恪史学的魅力

20世纪 80年代初 ,《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印行 ,学界企盼已久的“义宁遗书” ,总算正式问世了。俞平伯先生为此写了一首题词 ,文曰 :“覃思妙想 ,希踪古贤。博识宏文 ,嘉惠来学。名山事业 ,流水人琴。”俞、陈二人相差十岁 ,但缔交甚早 ,相知甚深。题词开宗明义 ,突出“覃思妙想”四字 ,可谓一语中的 ,点出了陈寅恪史学的魅力所在。从《文集》中 ,可以见到寅恪先生多次提及“深思”、“精思” ,乃至“神游冥想”之类的治学要诀 ,说明他非常重视史与思的关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 ,无论是述论、笺证还是考释 ,寅恪先生都有非同…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赵宋一代的文化比起唐代文化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学者徐有贞早就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也曾揭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至于宋史专家邓广     

忆陈寅恪师

忆陈寅恪师郑欣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我这个学识浅簿、年龄相差４０多岁的后生晚辈怎能是大师的弟子？但这是真的．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陈大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称陈寅恪为“吾师”或“本师”的...     

寒柳诗的境界

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生前留下了旧体诗二百余首,世称“寒柳诗”。寒柳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境界尤高,是近人旧体诗中真正传世之作,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境界和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之关系,不可不先了解陈寅恪的境界,了解寒柳诗的境界。 探索自由的义谛 早在1930年写的《阅报戏作》“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中,陈寅恪就已看破,历来的文人最是不易于保持思想人格上的自由,有能知而不能行的通病。所以,陈氏素不喜玄学的概念游戏,从未撰写过有关“自由”思想的哲学专论。他一生的事业文章,立身处世,却具有极鲜明的自由思想特色。以治学而论,陈寅恪若干重要学术著述,都隐含着一个自由的理念。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崔张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

我自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毕生坚持学术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简要介绍他论及的考据方法,以及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根据个人学习体会整理而成,一管之见不足以窥全豹,误解更属难免,尤望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