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裂”与“承袭”间生成的“现代性”——从晚清小说看现代文学批评的特殊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于古今争斗、中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其中自晚清以来开始的小说观念改造及其现实应用,以"断裂"与"承袭"共融的复杂形态,生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特殊的"现代性"发端.     

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 人—自然"关系演变 视角下的森林退化———基于云南M 县田野调查

近代以来,"人—自然"关系呈现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趋势。"人—自然"关系剧烈转型是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以云南少数民族林区为例,阐释人—自然关系演变与生态危机的关联。借鉴日本环境社会学"生活环境主义"视角理解传统时期自然与生活者的关系。作为生活者的生活世界,森林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建构社会组织与规范;(3)魅化观念与信仰体系。现代社会的科学、国家、市场将自然祛魅化、资源化、资本化。1949年后,M县森林"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森林资源化阶段与市场主导的森林资本化阶段。人—自然关系不可逆转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表明,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     

浅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为视角

当今生态哲学视城里的两大重要范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今天,争论得越发激烈。“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现代环境哲学无法逃避的重要议题,研究清楚这两个主义,并且认识其争论的本质对于探究当今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舍弃其一还是有保留的扬弃,是值得当今生态哲学深思的。     

秸秆焚烧与农村环境危机:基于“代谢断裂”理论的思考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秸秆禁烧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 然而,秸秆焚烧屡禁不止。 以“代谢断裂冶理论为分析框架,秸秆焚烧既有它的社会原因,又有它的环境后果。 一方面,农业的工业化、农民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等原因导致了秸秆的废弃与焚烧。 另一方面,秸秆焚烧导致空气污染,加剧了城市居民对于雾霾的恐惧,这种环境事实和认知方式转变为塑造城乡社会格局的重要力量。 从此,“代谢断裂冶理论得以扩展:秸秆焚烧导致的空气污染超越了该理论传统上对于土壤肥力问题的关注,使得农村环境危机系统的表现为水、土、气的污染;农村资本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导致环境后果的同时,又以该环境后果为媒介,重塑农村内部及城乡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     

想象的空间: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基于科学思潮的视角

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都属于"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新产物。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促使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的特质。这导致了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发展与完善,使得两者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并促进科学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来影响社会的大多数。因此,科学思潮既积极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同时也为这一进程带来了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科学思潮角度切入,可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断裂”与“和合”——当下知识分子对农村介入的困境及出路

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村问题都是当下的炙热话题,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介入与融合也是大家翘首期盼的结果,但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定义的模糊和自身诉求的不同,及其文化资本与政府政策的脱节,导致了知识分子与农村关系的断裂。要达到两者的和合局面,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轴;促进教育改革,吸引并留住外来人才;保障文化资本向经济、社会资本的转化;放宽体制的钳制等。     

“城中村”:断裂社会的连接带——基于西安市“郝家村”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中村”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总的来说,在90年代末,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开始的主张尽快拆除变为现在的容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作者以西安市“郝家村”为个案,对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了“城中村”是断裂社会连接带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中村”的结构—功能模型图。     

伪抵抗：现代性视域下的青年怀旧行为批判——对豆瓣小组“假装活在1980—2000年”的田野考察

现代性与现代性危机都是必须要面对的：消费主义盛行、价值理性失落、个体无意义感不断滋生,青年主体在“假装活在1980—2000年”等类似的豆瓣小组和虚拟空间中恣意地怀旧,但这种行为和价值观的本质是抵抗吗？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虚拟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线上田野调查,在对个体言论和社群整体予以深入考察后指出：青年主体呈现出对时空压缩的回避、对工具理性的反抗等反现代性特征,更倾向于是一种本能防御而非有意抗争,他们逃离现实而实际上又深陷于现实,这使得现代性危机无处不在。青年人的“无力感”可以理解,但一味用“怀旧”替代“求新”的价值取向值得警惕。     

少数民族妇女育儿生活中的现代性体验——基于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的调查与阐释

育儿生活是少数民族妇女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对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的调查发现,电视媒体和打工经历作为个人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在西江苗族妇女育儿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少数民族妇女对子女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期望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妇女的育儿方式呈现出科学化趋势,逐渐产生比物质层面的现代性更进一层的观念现代化转向。     

“漂泊”:乡村“老漂族”的流动实践——基于山西窑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老漂族是指因子女流动而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通过山西窑村老漂族的个案研究,发现流动带来诸多变迁:时空位移——被迫卷入城市,核心转变——土地到儿孙,拔根——走与留的矛盾。漂泊是这类群体的流动特质,其背后隐射着老漂族主体性抗争与自我再造、现代性、城镇化对乡村的席卷以及乡村被动式卷入的运行逻辑。     

抉择与共生:云南边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性”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白岩傈僳族村的基督教信仰,可看做研究云南边民基督教"地方性"建构历程中的一个实例与缩影。文章从云南基督教的渊源与传播史出发,探讨基督教传入后白岩傈僳族的文字、公共空间、节日与婚丧等文化的"地方性"建构;以人类学为视阈,提出在差异中抉择,可视为"共生"的架构想象,通过对上述"地方性"的逐一分析,试图对"共生"之原因进行二维度的分析。最终认为,在白岩傈僳族与基督教共同作用下的信仰建构历程中,既是双方生存的策略,亦是双方交融的结果。具体说来,抉择是武器,而共生是智慧。     

“美孚黎”道公的神职与传承研究——基于海南省西方村的田野调查

在黎族社会,道公是沟通人“鬼”之间的媒介。美孚黎的道公可分为三种类别：汉道公系、黎道公系、百蹦系。他们分工协作主持宗教活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神职范围和神职传承系统,承载和传递着美孚黎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     

文化资本:公共文化服务长效运转的“助推器”——基于M市调研的思考

文化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领域进而发挥功能和效用的文化资源,简言之,即文化资源资本化。它具有三个属性:精神属性、经济属性和工具属性。M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基础扎实以及宏观政策环境宽松,使其具备孕育文化资本的良好条件;而诗歌节更为M市的文化资源资本化提供一个平台,使文化资源大放异彩。所以M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精彩纷呈,如李白诗歌节等大型节庆文化活动品牌化;社区文化节等基层文化活动常态化;广场文化活动声势浩大。这其中文化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化资本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培育公共人,为公共文化服务"孕育"积极主动的参与主体;吸引民间资本,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加财政收入,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唤醒文化自觉,维持领导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     

利益相关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偏差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云南省Y 县G 乡X 村混读班的田野调查

儿童早期发展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反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云南省Y县G乡X村中的混读班为个案,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解释了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庄的运作过程中,学前教育反贫困是如何影响着早期儿童教育的。学前教育在“县-乡镇-村”的运作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价值和对象等方面均产生了认知偏差并在其具体运行中形成了特有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在儿童发展中的价值认知上发生偏差;另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帮扶对象的识别存在偏差。其背后逻辑是: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社会基础,情与理之间的妥协是学前教育反贫困对象识别的机制,固守与变通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精准管理逻辑。在这些逻辑之下,最终导致乡村学前教育反贫困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出现了偏离。为此,需要促进利益相关主体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制定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专项政策,调整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地方性的学前教育反贫困体系。     

公众视角:政法新媒体发展表征与路径优化——基于陕甘宁29市149县(区)的调查

为挖掘陕甘宁地区政法新媒体在微信、微博及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现状与优化可能,进一步提升政法机构在新媒体领域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借助平台建设、内容生产与传播效果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以政法微信、微博及短视频平台账号为例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政法新媒体机制体制建设亟待理顺、内容形式刻板僵化、地域性差异显著以及尚未形成新媒体矩阵等不成熟、不平衡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整合资源凸出队伍建设、深耕内容和创新形式并驾齐驱以及协同各级各地矩阵建设等优化路向。     

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

近年来传播学术史研究在我国传播学界逐渐兴起。近期阅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与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传播学术史研究应当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手法破除历史神话,提示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并超越文本依赖,从研究主体的关系与行动的角度入手讲好学术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学术史的鲜活面貌,激发传播理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