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在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面前,无论是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货币体系,还是纠正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人民币体制的变化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来自外部可能加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中国应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态度显然是比较积极的。这说明我们已经从以前被动的调整汇率水平变成今天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阶段。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     

2016“梳理国际金融框架”国际研讨会纪要

现有国际货币体制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现代版的“特里芬难题”,即经济多极化和美元储备单极化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对储备资产的需求无法单由美国的金融体系来提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表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共产品缺乏的矛盾.美元周期性的贬值,导致全球资产的波动,资本流动的波动.尤其是目前,发达国家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的泡沫.     

美会不会在攻伊后再打朝鲜

“自古用兵非好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则是经济利益的延续。美国在海外用兵从来都有明确的目的,但这些目的往往不能宣之于口,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什么是美国最根本的经济利益。美国进行海湾战争的目的是用军事霸权维护货币霸权,而保持货币霸权的目的是为了能用美国的“虚拟资产”向东亚国家换取物质产品,因此美国的战略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美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对北朝鲜的退让是战略不是策略     

美国下一届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

最近,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Bergsten)撰文分析了美国下一届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全球化倒退的危险。在过去五十年里,贸易壁垒的降低平均给美国国内每个家庭带来了2000美元的年收入增长。但是在近十年里,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陷入僵局,主要原因在于,即使总体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美国经济,但它也损害了许多美国人的利益,从而招致来自国内的抵触。美国的政策制定     

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吗?

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甚至超过美国,尽管人均GDP仍落后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但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人民币也将成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对人民币这一美好前景我们可以作一番畅想.     

全球经济复苏是改革良机

自从世界主要经济体摆脱不景气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确实到来了。目前进行的广泛讨论是,2004年是一个决定性时期,它决定着全球经济复苏是否植根于牢固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或者经济中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盈余的不平衡是否会把全球经济又拖回阴霾之中。实际上,美国把第二季度的GDP增长修订为按年计算的3.3%,这也是美国的长期稳定水平,人们怀疑这一数据是否过低,因为在美国数据公布之前,IMF考虑到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前景比较光明,就已经把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提高到5%。即使这些乐观的预期都成为现实,世界主要经济体也远没有到可以坐享世…     

传媒览要

《经济家》2004.12 正在“消失”的美元自从人们开始记事以来,美元就一直是国际流通的主导货币,但是如今,它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再是不可替代。如果美国人继续实行他们现在的花销和借款方式,美元最终将失去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强势地位。数字代表一切,在过去的3年之中;相对于欧元, 美元贬值35%;相对日元,美元贬值24%。美国人的习惯是不恰当的,政府的疯狂贷款、巨额的消费开支以及经常性赤字都足以整垮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就造成了美元不可避免的贬值。     

当代全球性城市的产业转型：理论与趋向

一、全球性城市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 作为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空间分工的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中心．全球城市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能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弗里德曼从新国际劳动分工机制出发．确定了全球城市的几个判断标准：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化组织和商业服务部门数量高速增长、重要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以及国际联系程度。弗里德曼认为．全球性城市不能仅以拥有多少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作为衡量标准．应以其所在“城市一区域”的地缘经济实力总量为依据。     

经济危机问题研究——以2008年经济危机为案例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本文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并得出结论: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对此,本文对我国日后如何防范和应对经济危机提出了建议。     

如何看待当下美国全球实力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全球实力受到冲击,霸权地位下降。在国内外一些学者看来,本轮金融危机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时代"的终结,世界从此进入"后美国时代",全球治理将由中美共管或多极共管。国内甚至还有一部分所谓"鹰派"色彩的官员和学者,鼓噪中国很快将在经济乃至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但我们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虽然强烈,但并没有对美国全球实力造成根本损害,现行国际体系也并未进行根本调整,其他国家尚无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     

警惕中国经济泡沫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严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5年增长主要是外向型经济拉动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间,中国出台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带来了两个结构性矛盾:一是投资中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开始下降;二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依靠货币信贷释放来支撑,容易带来经济泡沫化。评论中国经济是否有泡沫化现象,可以从经济货币化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PPI和CPI的长期背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国际收支结构变动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主要是围绕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展开。经常项目里主要有贸易项和投资收入项。根据国际收支克劳瑟模型理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不同阶段,随着一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美国和亚洲国家国际收支情况的演变过程,基本符合克劳瑟模型理论,但中国是一个例外。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却以投资收入逆差为代价。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发展难题。中国应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充当资本输出国和继续积累外汇储备。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通过回顾前一阶段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结果,重点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和走向,指出当前美国存在债务风险和财政政策的困境,欧洲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地震又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得出有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3点判断：一是全球经济恢复的势头减缓;二是发达国家的国债风险进一步提高;三是全球通胀形势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如外汇储备缩水、热钱流入、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增长缓慢等,需要采取多种准确有效的应对措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国际合作

结构调整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改革的主题。但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政策重点不得不转移到应对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结构调整势必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的结构转型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着中国内部结构调整，而内部结构调整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在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情况下，对中国的调整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改革仍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推动力

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到现在发展阶段变化的内部需求来看,我国发展模式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内外环境变化,使这个曾经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新阶段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深化改革中打破制约内需扩大的制度障碍,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     

Framing the Sino–US–Thai relations in the post-global economic crisis

Based on the frame analysi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ailand's two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Bangkok Post and the Nat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merging economy of Thailand in the wake of the subprime housing loan crisis. The study has established five generic news frames: economic consequence, human interest, moralit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such cultural values as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materialism – spiritualism and conflict – harmony have influenced the frame-building proces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ubprime crisis, the US was portrayed as the old power waning in hegemony while China an emerging power with a fast growing economy. The Thai press played up a sound Sino–US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lict which would shape the 21st century. Thailand, wher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1997, offered morality or ethics as a remedy frame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Decline of the US and the Flate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wo recent typ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the angle of discussion on the decline of the US, pointing out that the re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order is flatenization. International power will be distributed in a flat model. In this kind of order big powers, main regional nation groups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will share power in an increasingly equal way. The demands for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gainst this financial crisis also reflect the trend of flaten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order.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实录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有关,尤其是与美元作为实际上的本位货币但在发行上又不受约束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部分主权的让渡,应分析不同集团的需求,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承认现状、继续维持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用SDR的价值将美元锚住,可以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全球途径、区域途径、通过合作直接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直接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等多种路径。无论采用什么路径,都是人民币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过程。     

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外部条件恶化、国内问题凸显的考验,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持续性的争议引人关注。学术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和分析表明,无论命题真伪,确实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和事实。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突破"贫困陷阱"和"人口陷阱"的问题,到一定阶段还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未来5~10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关系到是否可以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才是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The SDR Aid Link: It's Now or N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more recently, the G20,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9 served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problems faced by low‐income countries, making it much less likely that the goals will be atta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to reactivate the SDR scheme by making a new allocation of SDRs in order to create additional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a of linking SDR crea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lthough the idea of a link is not original,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may generate an environment particularly conducive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propo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