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王安石先友世交考述

王安石在北宋中后期居于士大夫文人的核心,他交游极广,关系也很复杂。他与父亲的朋友及其子孙的世交之谊,为他在思想、文学以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很值得加以考察。研究王安石交游关系及其形成方式,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王安石及其新学学派的思想作风和历史意义。     

对苏轼提出“文人画”思想的心态探索

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历来有许多拥护者和批判者。透析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所为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扭转当时的时代风气。反对一统,提倡创新,与他当时"反王(王安石)风""辟柳(柳永)词",并借此来匡挽士风的心态是一致的。当时文人们接受这一观念,无论从外在时代精神来说,还是从文人内在心理来说,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引起的"文"的危机进而自觉进行着"文"的改革有关,当然与苏轼个人魅力也有关系。     

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从两篇“万言书”看北宋奏议文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重要的奏议文献,更是具备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王、苏二人将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掺入北宋奏议类文章的创作中,带给北宋奏议类文章些许新鲜元素。本文从文章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王、苏两篇"万言书"的文法妙处,初步揭示古代奏议类文章产生审美价值的缘由。     

苏轼政治思想管见

长期以来,不少文学史和研究苏轼的文章,都认为苏轼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从进步到保守再到进步的转变,其根据是:苏轼在宋仁宗时积极主张改革,但到神宗时,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神宗死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积极“维护某些新法”;并且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他政治地位的升降.反映了经济地位不稳定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这是不符合苏拭的思想和历史实际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宋代地图学的发展与苏轼对地图学的关注

宋代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刊印了大量的地图和地图学著作。地图日益被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人重视。苏轼对地图学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学的系统下,以解读《禹贡》为契机关注地图学;二是在治政实践中,重视地图的军事价值。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