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体标记“在”由“在这（那）里”脱变而来,这在丹江方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丹江方言句尾体标记“在”是动词结构后“在里”的缩略,不是来源于表存在的动词“在”。动词短语后虚化的“在这（那）里”表示状态的持续,和动词前虚化的“在（这）那里”有相同的来源,都是相应位置的介宾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北京官话区朝峰片汉语方言语法说略

朝峰片汉语方言是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过渡方言。作为“过渡地带”。东北官话语法、北京官话语法兼容并存其中,加之本地区语言的发展与演变,与普通话比较虽差异较小,但朝峰片汉语方言语法也呈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殊词语的用法。在朝峰片汉语方言中。一些特殊词语如“从（逮／搁）”、“整（治）”、“拿”...     

武汉方言的重叠式“VV神”

武汉方言的“VV神（的”主要是由一部分动词性语素重叠后加词缀“神”所构成的状态形容词。其结构特点与状态形容词相似，但句法功能却不大相同。“VV神”中的“V”要具有[ 持续]、[ 完成]、[-自主]的语议特征，“V”所对庆的主体应具有[-有生]或[ 有生]、[-施事]的特点。“VV神”都是单义词，而且词义的概括性较差。含有“VV神”的句子一般都表示说话者主观上不愿意出现的情状。“VV神”在武汉方言中正逐渐消失。     

论近代汉语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在这里/那里”

近代汉语中,＂在这里/那里＂可语法化成既表动作进行的标记又表动作持续的标记,二者的同步语法化是一个从空间域向时间域映射的典型隐喻过程,这种语法化过程是＂时间顺序原则＂（PTS）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那里＂的这种功能和语法化过程在汉语方言中大量存在。     

贵阳方言动词的体貌、情态、状态格式

汉语与印欧语等屈折语在语言类型上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词的形态和构形方式。如同一般汉语方言，贵阳方言动词并不象印欧语那样通过词形变化构形，而是通过动词与辅助成分～定形式的组合，构成本文所说的各种语法格式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贵阳方言动词语法格式的构成方法分虚词运用和结构重叠（间接重叠和短语重叠）两种。其格式类型及表达的语法意义都比较丰富。本文从语法范畴方面归纳为“体貌”格式、“情态”格式、“状态”格式三类。体貌格式表达动作行为的启动、完成、进行、持续、尝试等动态方面的语法意义；情态格式表达进行动作行为…     

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现象

以普通话为参照，甘肃方言有几类实词如代词、形容词、动词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很有特色。其中，武山、甘谷一带方言中的疑问代词“阿谁”很可能是从古藏缅语族的语言里借来，并作为藏缅语的底层一直被保留下来的。此外，甘肃方言代词和动词的一些语法现象还为当前汉语有没有“格”和“体”的语法范畴的讨论提供了一些材料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能性“得”字研究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语料清晰展现了表“能性”的“得”字由元代至清末逐渐语法化的过程:由实义动词到助动词,再到表能性半自由动词,最后完全虚化为能性助词,“得”经历了由实到渐虚再到虚这样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此外,该语料还表明:由元代至清末,表能性“V得/不得”式结构由盛渐衰,与此相反,“V得/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和一些能性助动词的使用频率却逐渐增大,这种语法格式兴替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社会属性的制约和影响.     

武汉方言中由"V+他"形成的祈使句

武汉方言有一类由“V＋他”形成的句子，用以表示指令或意志。“他”发生语法化，成为表将然的标记。文章从考察由“V＋他”形成的祈使句入手，探讨这种句式的句式义如何形成以覆“他”发生语法化的动因。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汉语方言“VVX”式动词重叠的分布与特点

动词重叠是汉语的一大特色,VVX式动词重叠是汉语方言动词重叠式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VV”和“X”相互配合使“VVX”动词重叠式可以独立运用,与其他动词重叠式相比,“X”对“VVX”式的语法意义起到了细化的作用。我们以“X”的性质为线索,来考察不同性质的“VVX”动词重叠式的分布与特点。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经验体”记

汉语（包括各地方言）“体”范畴中的“经验体”主要用助词“过”附加于谓词性成分之后表示，汉藏系其他语言“经验体”的标记成分有的是借用汉语的“过”，有的是与汉语同源的成分，可分“k-”、“t-”两组，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山西长治方言中的“V＋将”结构

古代汉语中的“V＋将”结构在现在的多数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在山西的一些方言中仍有保留。长治方言中的“V＋将”结构主要表现为“V＋将＋来”。从句类上来看,此结构主要用于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从此结构中宾语的位置来看,共有三种类型。从此结构的否定形式来看,不同类型的结构用于不同的句类,其否定形式不太一样。     

进一步探讨英语动词的体

英语动词有没有"体"这个语法范畴?如果有,又和"时态"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探讨和争论的问题。首先是试图参照B.Comrie的见解,基于"内部和外部视点"的理论,认为时态是指示性的,是说话者从外部捕捉事情发生的时间;而体则是窥视到了事情发生时间的内部,了解事情的发生呈现着怎样的状况,等等。因此,观察时态和体两者的立脚点有所不同,也就有必要设定"体"这个语法范畴。在这个前提下,对历史上各家有关的理论作了探讨,认为目前有不少人提出的"两时两体"系统是良好的,但也发现这"两时两体"系统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漏洞",因而提出英语动词应当分析为具有三个"体"(零位体、完成体、进行体)和两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以弥补"两时两体"系统的若干不足。     

湘西土家语借词的语音特点

湘西土家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其语音既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强烈影响,又具有土家语的显著特征.而且湘西土家语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本身就存在着方言分歧,加之影响它们的汉语方言也各有特色,因而它们的借词语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通过湘西土家语南北方言借词语音的比较分析,可见湘西地区语言接触的复杂性及该地区存在着由于语言接触而导致...     

情状体假设研究述要——ESL研究视角

时体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热点,情状体假设是该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以英语为目的语的有关情状体假设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大部分结果支持情状体假设,但是也有与情状体假设的预测相悖的情况。国内对情状体假设的研究较之国外还比较缺乏,有待我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桂北平话语音演变的一些遗迹

在我们过去广西平话的一些文章中,除了介绍平话的一般情况外,还根据各地语音的不同把它们分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两片。桂北平话又可以分为融柳(融水、柳江)和灵龙(灵川、龙胜)两个小区。融柳小区与桂南平话的语音比较接近;灵龙小区(有同志称为两灵区———两江、灵川)的平话因韵尾变化合并较多而显得差别较大。文章刊出后,有些同志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有些同志(如韦树关)认为融柳平话与桂南平话相同,应该是有别于粤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的一个独立的汉语方言,而桂北平话(他指的是灵龙小区)韵尾简化特多,应属湘方言。还有些同志(如詹伯慧)认为桂南平话应属粤方言,而桂北平话还不能下结论,但反正不能归入湘方言。本文主要是从桂北平话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灵龙区平话早期发展的情况与融柳区平话是一致的,桂北各地壮话中的汉语老借词读音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平话为什么不是粤方言的一支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