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网络话语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简言之就是“关于叙事的伦理”,是经由叙述行为所引起的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伦理对话。网络话语作为一种非常规性叙事,兼具口语和书面语的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来自大众的生活实践的语言,网络话语语义形式多样,且具有开放性、隐秘性和平等性等特征。在普及与便捷的通信手段支持下,无论是网络话语的叙事主体、叙事读者,还是其叙事行为都呈现出叛逆性、狂欢化的叙事伦理倾向,全方位地实现了对传统精英叙事的解构与挑战。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主流话语笼罩下的私人化叙事--丁玲、张辛欣创作比较论

丁玲、张辛欣早期创作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叙事方式 ,这种迥异于主流话语的小说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一创作状态并未继续下去 ,很快便被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所遮蔽。在她们从抒写“一己体验”而转向直面“众生相”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她们的创作转变中 ,流露出了私人化叙事向主流话语靠拢的趋势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论叙事的闭合机制——叙事学中“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

在叙事话语中包含着一种闭合机制,它由情节闭合和叙述形式的闭合两方面构成。情节的闭合在于,因果机制使事件不依赖于外部现实而在情节整体中获得意义;叙述的闭合在于,叙述行为的层级化使进入文本的话语形成内部的对话性,从而造成了"自身指涉"的封闭效果。叙事的闭合机制把叙事文本变成一个意义充实的封闭体,造成了一种自身完满的假象,这是叙事学理论中"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客观基础。     

后现代语境下的广告图像叙事

后现代是当今世界流行的文化思潮,在其语境下的广告叙事方式经历了从文字到图像的转型。具体变化是在叙事目的未改变的前提下,叙事内容、叙事话语和叙事动作都出现了顺应后现代语境的转向,呈现出内容虚拟性、符际互补性和叙事非线性等新特征。这既是对新环境下媒介特征的适应,也反映了信息传递过程中互动主体心理特征的变化。     

大众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通俗化叙事

大众文化生长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是新时期小说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语境,它深刻影响着小说的叙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刘绍棠的乡土侠士传奇到中后期的王朔写作与市场化的结合,反映了新时期小说叙事背离政治启蒙和精英话语而走向大众的趋势。     

从《家》和《苍河白日梦》叙述视角的差异看时代变迁

从巴金的《家》到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中间悬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反映的却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和家族的总体面貌和文化特征。而由《家》的全知叙事和叙述者“大我”的定位,到《苍河白日梦》的私密化个人叙事,因其在叙事层面上的明显差异,表征出各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思潮的脉动。比较二者叙述角度的不同,可以看到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化背后所隐附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的历史变迁。     

论萧红小说叙事艺术的嬗变

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其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及叙事模式前后有着较明显的变化：叙事视角由全聚焦转向内聚焦,由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叙事结构由线性时间结构,逐渐转向为淡化时间顺序的多重空间结构;叙事模式则由以情节叙述为主转向以情感和情调氛围的营构为主。这些变化,对萧红来说,是一个天才作家在成长中不断寻求最好的、最适合自己个性的表现方式的过程;对现代文学史来说,是新文学在发展中不断突破旧的文学形式、拓展审美空间的重要表现。     

古典主义戏剧叙事话语模式的特殊意义

１７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叙事话语作为一种展示性叙事话语模式的实验，从舞台叙述角度第一次探索了时空控制机制，开始摆脱典雅的诗剧语态，转向多元的视点结构，奠定西方戏剧传统的主导话语模式的基础，也更接近戏剧本质     

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潘小平散文论

潘小平是9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散文家之一。1992年以前,她持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作品表现出知识精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从1993年开始,她主动地转变写作立场,即由精英立场转向世俗立场,由“士大夫趣味”转向“大众趣味”,但在实际创作中,她则是通过世俗叙述表现精英立场,并在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之间营构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眼界与创作观念。     

试论《我不是潘金莲》的官场反讽叙事及其成因

作家刘震云在其《我不是潘金莲》这一力作中,采用反讽叙事的手法描写官场心态,运用近乎游戏的叙事,揶揄社会中普通人"寻正义"之艰难、某些官员"枉公道"之本相。文章从叙事策略、叙述话语及创作心理三个层面入手,剖析叙述话语的谐谑和反讽意味,并由此揭示出此种叙事策略与话语风格形成的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原因。     

自知叙述人与私密化叙事——新时期小说叙事特征的转向

私密化叙事是一种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 ,由个人讲述并讲述个人的叙事规范。本文梳理了私密化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过程 ,并作了相应的评价     

略论纪录片叙事理论的建构

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艺术形式,其叙事理论的建构不能简单地套用或移植一般叙事学原理。纪录片应遵循叙事传播过程的客观规律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基本脉络,以叙事学的眼光来观照纪录片叙事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从叙述与接受、故事与话语、时间与空间等角度来确定其宏观架构下的微观构成。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

新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进行了偏离,同时偏离了中国当代以来形成的由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话语,以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所惯用的写实立场;它是又一次后现代式的解构行为,并成为退归于文化边缘的批判话语。中国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白鹿原》、《灵旗》、《红高梁》和《叔叔的故事》等。     

论短篇小说的叙事实验

与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有着更加适合叙事实验的灵活、开放的艺术形式。从理论上讲,这是由短篇小说作为小型的散文虚构叙事作品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在短篇小说领域,尤其是在叙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并不断创新,为这一文学样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浅析私密话语由文学领域向大众传媒的渗透

私密话语作为一种话语实践,首先是在文学领域发生,并进而渗透到大众传媒这一公共领域的。随着文学领域中私语化写作的出现,＂私密话题＂或＂情感隐私＂也逐渐在媒介上衍生和繁盛,成为大众传媒中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一发展过程,既可从西方文学领域的话语发展中看出端倪,也可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话语发展中得到验证。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