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发展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21个省区的检验

以中国21个省区的数据为基础,检验城市体系多中心性与地区差异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目前阶段城市体系空间分布多中心性与地区差异的相关性显著,西部地区的相关性更强,而人口规模分布多中心性与地区差异的相关性不显著。     

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发育程度评价

作为城际联系的快速通道,高速公路网络对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通达指数、伸展指数、趋中指数等为衡量指标,以20个入网城市的最短路径矩阵为基础,对中原城市群区域高速公路网络的发育程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核心一外围”模式,通达指数最高的城市集中在中心城市郑州周围,较低的城市分布在外围地区,且趋中指数排序与通达指数排序相吻合。因此,中原城市群边缘地区城市的通达性需要提高,城市群南北部横向高速公路网络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与空间关联研究

为探析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发展的均衡性与互动情况,基于空间联系视角,运用泰尔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间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与空间关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各省内部差异逐渐成为主要引致原因;城市之间网络零售关联关系分化现象严重,且存在明显的方向差异性;城市群网络零售空间关联网络在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但局部关联仍存在联系稀疏、方向差异、不均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网络零售经济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建议.     

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个体城市相互影响与城市群空间变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城市群是在个体城市相互影响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个影响过程可以通过四部门的宏观经济模型得以表示。借助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输出倾向等诸多因素对K值的计算,阐述两个城市框架下个体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过程。城市群向腹域的扩展是依托核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变化进行的,随着核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减弱,城市群在腹地内的扩展势力也逐渐减弱。技术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要素成本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等可通过影响地租曲线的向右移动导致城市外围空间扩展速度差异,进而影响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竞争力分析——兼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比较

随着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新的经济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的协同发展受到关注,深入研究这四省会城市的内部差异及其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差距具有现实意义。通过选取24项指标基于熵权系数的Topsis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与长三角中心城市进行城市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得出10个城市的发展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     

基于空间交互理论视角的安徽中部城市群的架构分析

在空间交互理论引导下,基于引力模型构筑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和经济区位度模型,计算安徽省地级市间经济联系强度与城市经济区位度。分别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选取经济联系强度大于4 000的数据绘制省内经济联系图,结合地理位置判断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中部城市群是存在的,并界定了其范围;同时展望安徽中部城市群未来发展存在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为安徽省城市群的培育和中部城市的发展提供思路与依据。     

都市圈时空演变特征及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城市与企业证据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都市圈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动力,这将对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跨边界或不同空间特征城市是否存在差异？何种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以长三角地区都市圈的丰富实践经验,将为越来越多加入现代化都市圈的城市提供怎样的经验参考？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与形成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聚焦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长三角全域,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更高,并且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城市群层面的产业数据。为了克服内生性挑战,文章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识别了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层面溢出效应。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两地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作用,并发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越强。与此同时,受多个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由于受多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因而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文章还发现都市圈空间溢出能够突破行政边界,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协调,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了加速培育和壮大都市圈,我们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支持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此外,我们还需要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享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障碍。     

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68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级市层面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省会级城市则是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这种人口集中的特征凸显了城市群经济效应。中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的数据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水平提升的动力。     

中国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构建了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中国18个城市群的160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探讨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城市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出一般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块状和带状分布,不同城市群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模式;经济规模、区域创新能力、经济外向度和产业结构是导致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次中心城市选择实证研究——基于协调发展理念分析的视角

次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和培育恰当的次中心城市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通过构建次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运用引力模型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各省域内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次中心城市的条件,选择符合标准的次中心城市以及次中心潜力城市。通过对次中心城市选择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三大省域中心城市"一城独大",而次中心城市在三大省域发展严重不足;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次中心城市发展不足的根源;第三,次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要以协调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次中心城市的建设,以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次中心城市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环长株潭城市群 经济网络结构及优化研究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城市引力模型,以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为例,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进行网络密度、中心度、凝聚子群状况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长株潭城市群网络密度高,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网络中心势较高,城市群网络化结构明显;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协同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推进环长株潭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动态演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运用2008—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密度不高,创新联系仍需加强;相对于创新联系围绕中心城市集聚趋势而言,从中心城市往外辐射趋势更明显;四个创新板块与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国家布局相一致;整体网络中网络密度提升、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下降,以及个体网络中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增加,均对网络中各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环鄱阳湖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区域内城市特别是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从江西省环鄱阳湖城市群等级规模的现状和效益来分析,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缺乏大城市,中小城市偏多,城市带动辐射能力弱,扩散效应不明显。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应以特大城市为核心,引导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促进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区域性中心镇,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镇集中,形成合理的城市群等级规模。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时空差异分析

在中国城镇化、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厘清紧凑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城市效率的关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模型评价法测度201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并进一步通过象限法分析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差异。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存在正向关系,而短期内并非同步协调关系,城市紧凑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影响城市效率;从类型划分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低级协调类城市比例相对较大,而效率优先城市数量多于紧凑优先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等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相关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城市群呈现出围绕核心城市的多中心抱团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与人居质量;还要持续推动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专业化分工、与利益协同化的实现。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研究

长株潭“3+5”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上紧密联系、功能上分工合作的城市聚合体。为了更好地构建区域经济格局,更为全面而清晰地把握单个城市之间、单个城市在城市群中以及城市群整体网络的真实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城市引力模型,对长株潭“3+5”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等指标进行定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3+5”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高,8个城市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网络中心度较高,城市群网络化结构明显;整个城市群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凝聚子群之间处于较弱连接状态。鉴于此,亟须进一步大力推进长株潭三市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群内部主体关联度和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是优化长株潭“3+5”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