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本文考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赵晔著史透显着东汉前期的时代风尚 ,而赵晔今文经学经师身份则是造成《吴越春秋》非信史特征的重要因素。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记言；《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门记事。《尚书》所记之言虽然“佶屈聱牙”，但能围绕中心，分明层次，并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春秋》所记之事虽然极其简略，但初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叙事系统、严谨，坚持道德原则。而且，《尚书》有许多作品在记言中有叙事成分，亦有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其叙事能根据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条理清晰，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春秋》虽然专门叙事，但在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却十分突出，文字表达比《尚书》有明显进步。它们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两大源头，而且也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     

《左传》神怪现象分析

《左传》中神怪部分占比重很大，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或以为迷信，或以为虚妄，为信史所不载，并以为此类内容没有价值。神怪是春秋特定时代的产物，不当看作虚妄；社会大变革，不应视为迷信。写史的内在要求，也使神怪的材料有了文学的身份。     

孔子整理修订《春秋》的三种方式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的性质

《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历史著作。《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以各自自己的思想阐发孔子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又是政治著作。     

浅析孙复的春秋思想与尊王理论

孙复的经学方法不拘泥于汉、唐经传笺注章句,而断以己意,以发展独立而完整的义理解释。他治《春秋》,不仅大胆怀疑经传。而且直接补充《春秋》经文字脱落的地方,以进行义理解释,继承了韩愈以来的道统论思想,强调“文以载道”。孙复的春秋学着重阐释“重礼”与“尊王”思想,其核心是尊王,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政治。”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左传》之"非礼"窥探

《左传》一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借助《左传》一书所载“非礼”之事,一方面可以了解春秋诸侯的僭越行为,从而更进一步了解“礼崩乐坏”的渐变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生活风俗。     

晚清方濬颐《梦园琐记》的文体性质

晚清皖籍文人方濬颐的《梦园琐记》多记别人讲述或亲见亲历之事,其中奇闻异事、神鬼精怪、因果报应故事占据较大比重.全书内容丰富,文笔简练,篇幅短小.根据胡应麟所提出的“姑举其重”,即以一部作品题材内容和功用的主要侧重与倾向来确定其归属的分类方法,虽然《梦园琐记》中有相当的“非小说的笔记”成分,但并不影响其“笔记体小说”的整体性质.     

论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

[提要]魏源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诗》与《春秋》一义”。依魏源,《诗经》与《春秋》均经过孔子编排,其中都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是孔子基于素王的身份作出的,既有对“夷狄盛而中国微”之现实的回应,又有对“变周之文用夏之忠”之理想的建构。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的提出,与道光年间四夷窥伺日深、中国失道民散的现实相关。魏氏意在通过存三代以上之心,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事,扶中国大厦于将倾。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春秋榖梁传》注疏合刻之后版本考

《春秋榖梁传注疏》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是《春秋榖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形成的详细的补注补疏,是《春 秋榖梁传》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通过详细考辨历代所刻《春秋榖梁传》注疏本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勾勒历代《春秋榖梁传 注疏》的发展状况,了解版本目录的重要性,为春秋经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