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学术独立性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探析

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考论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与正义"是一个当代的问题,它的提出与中国社会改革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是密不可分的,因而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也凸显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议题。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正义相比,马克思厘定的人类社会正义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内涵极其丰厚的立体概念。这决定了他的正义思想不仅有其独特的当代性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会在多个面向上得以昭显。不过,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不能只是满足于在哲学史的层面上单向度地证立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而应本乎不断变化的现实来予以探索。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人性观: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正义论>出版之后,罗尔斯面临的一条重要批评是,他对两条正义原则的推导是建立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的,接受这两条正义原则也必须接受康德的道德哲学观,尤其是康德的人性理论.因此,他的早期正义理论失败于公共证成这一环节.后期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改了早期的论证手法,声称自己使用的是一个公民理念,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因此可以在公共论坛上获得一个广泛的重叠共识.罗尔斯的后期观点招来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依然使用了康德的人性理论,他的自由主义依然是广包的(comprehensive),而不是自由站立的(freestanding).本文将对这一点重要的批评进行考察,同时展示罗尔斯的论证逻辑以及罗尔斯前后期理论的转变内因及得失之处.     

自由之目的:对萧公权自由主义观的一种思考

萧公权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其关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考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宪政民主问题和自由社会主义问题。透过他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基于黑格尔式目的论传统在中国情境中重构自由主义道德基础的努力,以及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出发完善自由主义并使其在中国落实的尝试。他的努力和尝试既丰富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内涵,也向我们呈现出黑格尔式宏大目的论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典型困境,即面对实践问题缺乏必要的、稳定的微观基础和现实动力机制。理解此种困境,有助于我们在思考现代中国政治问题时领会抽象"正义规则"的重要意义。     

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自由主义的人性论问题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论巴克斯特对当代三大生态正义理论的批评

面对21世纪全球生态正义的实践困境,英国著名政治生态学家布赖恩·巴克斯特在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下的生态正义理论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我决定"的生态道德原则、"基本关心"的生态正义要求和"生态政府"的生态政治主张。这对于检审当代主流生态正义理论之得失、重塑生态政治以促进生态正义之道德践履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巴克斯特的思想依然是一个生态道德与政治构想共筑的"生态正义乌托邦"。对巴克斯特的三大批评进行思考和批判,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生态正义理论的价值与边界,进而探索生态正义的现实期许与可能路径。     

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及其出路——查尔斯·泰勒对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秦勒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关于包容的价值体系.因此它所主张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建立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没有这种内聚力便没有包容.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以强势内聚力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内生着排斥的诱因,并在政治实践中导致社会排斥的真实发生.在当代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这种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对包容价值观构成威胁,造成民主理论的解释困境和对现实认同的破坏.程序性自由主义抽象掉历史文化的参照点和关于良善生活的理念,着眼于个体自由、个人权利和合法程序,不仅未能使民主理论走出反而使其更深地陷入困境.在泰勒看来,走出困境的关键路径在公共领域,即通过人们在其中的平等交流和协商不断建构政治认同.     

论我国现阶段法制的危机与变革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法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法制面临着新的危机与变革。这种危机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这种危机和变革,影响到中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迎接这种危机与挑战,是每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应当在分析这种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以应对危机对我国法制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制的深入变革,使我国法制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     

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理念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其根本要义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必然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我们对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认识存在一些简单化的理解,贯彻以人为本还面临着制度化困境。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加以确立,让以人为本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政治自觉,同时加强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制度化建构。     

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

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 ,必须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为此 ,必须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问题 ,准确把握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实践前提 ,具体判定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当代中国“人”是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变的人 ,也是具有多元组合并在实践中梯队式迈向未来的“人”。当代中国“人”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一是要确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是要找到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来实现目标的前进之路 ,三是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壮大社会先进阶层 ,扩大中等阶层队伍 ,带动社会后进阶层的人们。支持、鼓励、争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经济富裕、政治进步、思想高尚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精英。     

作为“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一直包含着两个互不相容的哲学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共识,它企图实现对全人类来说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在第二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计划,企图实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它是可以在许多政权中被人们追求的共同方案,这种自由主义是放弃理性共识的自由主义,它主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主张各种价值观念的妥协、协调,而不是高扬某种普世的理想主义。     

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批判与超越

自由主义政治伦理是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要求。马克思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历史局限性,如理性国家观的抽象性、自由平等原则的虚幻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及私有制剥削的本质。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进一步提出"人类解放"构想以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旨趣,从而提出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伦理异质的新型的政治伦理观。马克思政治伦理在批判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提出了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对未来图景的展望和人类解放的论述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自由主义的群岛:寻求自由与权威的平衡——库卡塔斯政治思想初探

随着民族、文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凸显,以威尔·金里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所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受到了诸多的责难,包括自由主义内部和外部的.而澳大利亚政治学家库卡塔斯在其<自由主义的群岛:一种差异和自由的理论>中就从自由主义内部对于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从当代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自由与权威的平衡、国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等各个方面作了彻底的批判.库卡塔斯的政治理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契约论传统的复归,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些内在缺陷.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

时空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乃是当代的,当代的中国人只能考虑和解决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虽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的或政治性的,但所有的问题及其解决都无疑是相关于政治活动的。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是具有政治性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每个人走什么路取决于自己的意愿、目的和环境;而一个国家走什么路则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类型,而在现当代,则取决于政治,取决于政治社会的建构。政治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就是要回答,政治是如何决定道路的,继而决定如何解决问题的。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理念论析

本文把"重叠共识"理念作为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在西方社会"理性多元论"的背景下,正义论伦理只是诸种合理性伦理价值的一元,无法获得罗尔斯所期望的社会成员的一致认肯.政治自由主义正视"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借助"重叠共识"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与正义现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完成正义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现代多元社会的正义稳定铺平道路."重叠共识"的理论运思无疑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两种取向 一个结局——略论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

本文针对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溯源到该学科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主流学派“现代化———发展———变迁”和非主流学派“依附理论”的综述、归纳、比较以及对目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概述,试图从两个角度来探寻当代政治发展研究衰落的根源,并尝试提出建设性建议。其一为学科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价值剥离”、“价值重塑”、“价值回归”的论述,认为有必要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为政治发展研究赋予科学的价值取向;其二为现实政治实践,本文认为理论的困境来自现实,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必须确立一个新的学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