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熙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变迁

讨论了康熙时期清代台湾的原住民政策。认为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施了积极的原住民治理政策,并且得到台湾原住民的积极回应。朱一贵起义及其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极大地改变了清廷的治台思维,也改变了清代的原住民政策,导致由积极治理转为消极隔离。但这种隔离并没有阻止原住民和汉族民众的接触,原住民仍处于不断汉化过程中。     

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

雍正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既有的治台政策已难以适应。清廷上下由于治台理念的差异,如何调整治台政策存在分歧,而以雍正帝为首的上层决定着治台政策的基调。但是以封禁为主的政策,与台地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更难以收到安定社会的实效。对此,闽台地方官有不同的见解,沈起元即是其中的代表。"台湾文献丛刊"等版本所收集的沈起元治台撰述史料,错漏不少,使人难以了解其著述的背景。沈起元赴台任职负有"绸缪海疆"的使命。他宦台时间虽短,但对台湾的地位及清廷治台政策的得失做了深入考察,不少建议颇为独到、富有远见。诸如重新调整台湾的军政格局,改"防海"为"防山";开放大陆民人赴台谋生;积极开发内山土地,通过抚"番"政策,"化番为民",以消解汉"番"矛盾,巩固清廷对内山地区的统治,等等。从有清一代的治台政策演变看,沈起元的这一系列建言,或迟或速,均得以施行。     

试论清政府治瑶政策的强化--以道光壬辰年间瑶民起义的善后处理为例

明清鼎革之后,清政府采用主抚的治瑶政策,瑶区较为平静.但道光壬辰年间,楚、粤、桂三省接连发生较大规模的瑶民起义,打破了瑶区承平已久的局面,并给予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起义平息之后,清政府通过对起义的善后处理,调整其治瑶政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呈现出强化趋势.     

新军第九镇起义问题探微

武昌起义后 ,南京成为清廷残留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清廷对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第九镇严加防范 ,并迫使其撤出南京。错失时机之后 ,新军第九镇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仓促起义 ,从而招致失败。     

王金铭和滦州起义

王金铭在从军实践中,体悟到清廷的腐败,从而萌发了反清反帝思想。同时在革命党人的启发下,王金铭和冯玉祥等组织“武学研究会”,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密图起事。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约二个月即1911年12月底发动了滦州起义。滦州起义虽因准备不足、革命军力量弱小、轻敌等原因而失败,但也沉重打击了清廷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1907年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简论

1 90 7年安庆起义后 ,清统治者感到万分惊恐 ,到处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满族亲贵更是心悸胆寒 ,如坐针毡 ,惶惶不可终日。清统治者对待革命党人的政策 ,愈加纷纶歧异 ,动摇不定。安庆起义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坚持反对者有之 ,力主速行者有之 ,倡导缓行者有之。一向专权自信的慈禧太后 ,其统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挫折 ,从此心灰意懒 ,倦怠政事。这种晚清政局的剧变 ,是安庆起义后清廷各级官员所始料不及的 ,也是“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所始料不及的。     

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十载“巨盗” 义旗纵横──清末白凌阿起义述略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伴随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强大浪潮,被清廷统治者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大地上,也掀起了反抗清廷腐朽统治的起义风暴。白凌阿率领的由蒙、汉、回各族贫苦农牧民组成的义军是这时期东北人民反清起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白凌阿．昭乌达盟敖汉旗人,①蒙古族。清朝政权建立后,“以蒙古部落为之（北方）屏藩”,②给予蒙古王公、贝子许多政治、经济特权。敖汉贝子的先祖因归顺努尔哈赤较早,加之后来协助清廷定鼎中原,守边有功,故极受清廷的亲重,清廷多次将王室的公主下嫁与敖汉贝子。敖汉贝子依恃清廷势力,…     

傅鼐“治苗”政策述评——兼析与和琳《善后章程》的异同

清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湘西及毗邻的黔、川边苗族地区,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苗民反抗斗争,史称“乾嘉起义”。这次起义有数十万苗民投入战斗,席卷湘、黔、川三省十余厅、县,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廷先后调动七省近二十万大军“进剿”,历经大小百余战,折将损兵,耗费大量物资财力,起义才得以平息。镇压了大规模苗民武装反抗以后,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制订和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和重建清王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维持并进一步加强对苗民的统治和防范,这是清朝统治者当时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傅鼐完成的。本文特就傅鼐的“治苗”政策略加述评。     

康雍乾时期主要移民地区的家眷移入政策比较——兼驳清政府对台治理特殊化与消极化观点

康雍乾时期,面对着大规模人口流动,清廷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移民政策,通过对台湾、四川、东北、海南及东南亚等主要移民地区的家眷移入政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清政府对台治理并不存在特殊化现象。同时,清廷对台湾极其重视,不曾消极对待,但是由于朝廷高层对台情并不了解,导致政策与实际相脱节,从而产生了消极治理错觉。     

嘉庆皇帝治教策略研究

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使得“康乾盛世”走向穷途末路，嘉庆受禅继位以后，乾隆仍以太上皇之名训政，朝 中和珅擅权，朝外匪患蔓延。面对清王朝中衰的局面以及川楚教乱愈演愈烈的态势，嘉庆皇帝势必要进行一番革新才能挽救 清廷的颓势。可以说嘉庆亲政之后在吏治、军事和方略上的一系列改革，不仅对于成功镇压白莲教起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 且对清朝中后期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嘉庆皇帝治教策略研究

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使得“康乾盛世”走向穷途末路，嘉庆受禅继位以后，乾隆仍以太上皇之名训政，朝 中和珅擅权，朝外匪患蔓延。面对清王朝中衰的局面以及川楚教乱愈演愈烈的态势，嘉庆皇帝势必要进行一番革新才能挽救 清廷的颓势。可以说嘉庆亲政之后在吏治、军事和方略上的一系列改革，不仅对于成功镇压白莲教起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 且对清朝中后期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

晚清时期,河政与荒政这两项曾被国家高度重视的事务陷入了混乱,这在清廷对铜瓦厢决口的应对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清廷正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疲于奔命,因此决定"暂缓堵筑"决口,对灾区采取的救济措施也非常有限.通过清廷对整个事件的应对可以发现: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形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已经大大地了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明清以来的河政体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救荒事务更加地方化.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康熙朝的裕裸恤商政策

清廷实行恤商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为了发展商业贸易,清廷在平三藩战事结束后,把战争期间先后增加的有关销售领域的摊派减免了,同时严禁榷关官吏滥派私征.对满清贵族在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惩治.为使商人利益免受侵犯,即使对与吴三桂等人有过商业交易的商人也不过分追究,以免造成消极影响.康熙朝的商业政策,只是使商业经济对封建专制经济起些辅助作用,统治者无意大力发展商业.     

闽台高校交流与合作现状探析——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

结合福建医科大学近年来与台湾地区高校交流与合作发展现状和方式,分析学校对台交流合作中存在的规模小、领域窄、易受政策和制度影响等问题,探讨未来采取扩大交流规模、开发闽台合作办学和科研项目、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等方法和措施开展对台交流的可能性,促进学校与台湾地区高校间的合作。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对甘肃地区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状况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此次大起义破坏了甘肃地区的经济,减少了人口,但同时也给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新发展。     

晚清蒙古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对蒙古各部渗透增强,清廷传统的保护蒙部政策随之废弛,行之有效的政策尚未形成。宁条梁等教案爆发再度导致清廷应对蒙部变局措手不及,在各国势力胁迫下,清廷只能对蒙部问罪,包括迫使蒙部赔款、允许基督教在蒙部自由传播、要求蒙部承担保护教堂义务等。这些做法给蒙部和清廷都带来了恶劣影响,使得蒙部信仰空间彻底向基督教开放、牧地日益丧失、部众日益贫困、对清廷亦恶感渐生。清廷也开始忽略蒙部重要性,贱视其传统宗教信仰,力行压制之能事。此等失策给了沙俄渗透蒙部可乘之机,清廷同蒙部矛盾终未解决,最终导致蒙部部分地方乘辛亥革命之机,脱离清廷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