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与酒神─—魏晋南北朝名士生存意识剖析

死神与酒神─—魏晋南北朝名士生存意识剖析郑训佐魏晋南北朝的名士是以对传统的叛逆而著称的，但这种叛逆以及与之相应的对个性的张扬，并没有使他们在心态上最终呈现出一种明丽与温馨的色调。沉重的现实逼迫，激烈的精神交战，反而使他们感到了一种内外交夹的生存的疲惫...     

略论朱淑真诗歌对《诗经》的接受

朱淑真是南宋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受到<诗经>的深刻影响.朱淑真对<诗经>的接受具体表现为:对<诗经>中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叛逆个性的继承;对<诗经>中写实的艺术手法、比兴手法及大量叠字、双声叠韵词的运用.     

个性色彩·文学情结·政治意识——解读丁玲精神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

丁玲创作的精神流变轨迹与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张力。丁玲早期作品中个性色彩与文学情结并存,凸显其忧患而叛逆的特质,但这种特质在左翼文学革命中趋于淡化;中期作品文学情结与政治意识相融,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的跨越,成就了信仰永驻的红色经典;后期作品政治意识与个性色彩犹存,其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复杂性。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莫言的启示

莫言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建立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学资源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坚持审美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不留痕迹的化用.莫言之所以能够渐行渐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莫言在写作中有强烈的自主性,他内在地具有一种对抗潮流的叛逆气质.     

从反叛到回归--论丁玲女性人物形象嬗变的文化内涵

丁玲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她创作的不同时期 ,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早期的莎菲是受个性主义影响而觉醒的、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 ;左翼时期的美琳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 ,成为革命女性 ;延安时期的贞贞、陆萍则陷入个体与群体、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而具有了二重性 ;晚期的杜晚香完全融入集体、社会 ,是无私无欲、概念化的人物 ,集体主义的代名词。从莎菲到杜晚香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是她们在文化上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金、元时期反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

金、元两代的社会巨变,促成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也导致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变。在此背景下,金、元时期反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反传统的斗士为美,以新的婚姻道德为美,以叛逆名教的“浪子”为美,以远离权贵的隐逸生活为美。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审美价值取向,是以李贽为代表的明中叶个性解放运动的先声。     

都铎王朝中后期的叛逆法及其特点

都铎王朝中后期是教权和王权的矛盾较为激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国王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处理政治事务和社会矛盾,并频繁颁布叛逆法来打击异己势力,致使叛逆法随着国王信仰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综观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以及叛逆法,可以看出叛逆法经历了一个从抛弃传统到有限度地恢复传统的过程。     

“操守完美”的殉道者——民初言情小说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比较

出现在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柔弱善良、谦卑忍让的贤女良妇,她们背负着沉重的礼教重荷,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相比,她们缺乏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叛逆精神,既无勇气维护个人的权力,更无力量去和命运搏斗。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近代开放的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困惑与痛苦。     

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它一度是中国译界的热门话题;文化翻译的两种策略即异化与归化均可表现为一定意义上的创造性叛逆。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语际翻译中蕴含的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关联性原则(即最佳关联)的关系。翻译,总是译者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而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理论,可以为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提供有效的准则:异化与归化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即达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期待的最佳关联。     

文学:对文化的认同、叛逆与超越──从西方文学的演变看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西方文学演变的分析，论述了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文学对文化的或认同或叛逆或超越的关系。     

丁玲现代创作流变

丁玲从“个人化”写作转向宏大叙事 ,扩大了视角 ,并在社会革命实践丰富后 ,克服了转向之初纯工农题材作品中的艺术“粗糙”。丁玲从“五四”直到 194 8年的创作不断有所变化 ,但有两点不变 ,一点是坚持文化批判 ,它得之于新文化运动 ,对准的是环境中的封建保守与小生产习气 ,再一点是始终在塑造孤独、叛逆的坚强女性个性 ,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丁玲现代创作的重要特征     

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浅析对朱淑真评价中的理学色彩

近年来,对朱淑真的总体性评价,现代学界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人们公认,朱淑真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家庭氛围中,具有超卓个性的一位影响较大的女作家,其叛逆性格与作品都呈现出夺目的光辉。然而,自南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她固然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赢得了词坛声誉,却也招来了相当数量的贬抑之辞。在这褒贬之中,颇使人闻到一股迂腐的理学之气,笔者试就此问题浅抒拙见,以求专家指正。     

《金瓶梅》作者汪道昆的两位同科进士

潘志义,笔名苟洞，号天都草民，立垚斋主人。1952年生，高小毕业。务过农，牧过蜂，站过三尺柜台，自小叛逆，不徇俗流，外圆内方，立意不改，秉直忠肠.     

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电影片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表现为不同特点的深层次原因,即创造性叛逆在片名翻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灵感思维在创造性叛逆中的运用,在电影的片名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德道德个性论初探

康德伦理学是西方近代两大伦理学流派之一的义务论伦理学最典型的体系，他的道德个性论亦独树一帜。本文力图通过对其个性理论的审查，揭示其结构、内容及其历史局限性，以求印证个性发展的基本的伦理学结论。（－）如同其逮密的道德哲学，康德的道德个性论就其思维方法而言也是以理性为桥基。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就奠定了这一基础，并以之拱托道德个性结构，理智个性和经验个性的关系正以之为依归的。康德认为，好的个性、道德个性必须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个性，理性个性取决于每一个理性主体所具有的认识和履行道…     

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商标名称的翻译不只是语义的对等转换,而是突出商品功能的艺术再创造。成功的商标翻译往往需要依靠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摆脱原语商标词音韵和意义上的束缚,不拘泥于传统的“忠实”标准,有意识地加以变通或背叛,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式,达到等效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商标翻译最高层次的“忠实”。以“叛逆”求“忠实”,这就是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方式有谐音寓意、纯粹译形、音形相融以及义形相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