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中庸之道与企业竞争力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企业竞争力取自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提出的核心竞争能力(Core Competence)思想.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中庸之道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的一种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为企业的制度、组织形式、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提供潜在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企业竞争力在核心竞争能力推动下表现出的各层面的竞争力.不过,这种相关性并非完全显示正向或必然性.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

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之一,便是传统思想文化,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也有如何发挥作用和实现自身现代价值的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这个看法,对于现代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大致也是适用的。     

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思想的发生与本体构成

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把握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1]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     

浅谈孔子的道德观

孔子的道德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正确理解孔子的道德观是我们全面认识孔子道德思想的基础。孔子认为尊重客观规律是道德的根本要求,这为我们认识道德问题提供了科学标准;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道德的基本原则,这为我们把握道德问题提供了一般方法;孔子认为道德具有不同的境界,这为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提供了动力;孔子认为道德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为我们搞好和谐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孔子的上述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序

近代儒学是近代文化史领域中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由于研究难度较大 ,作者选择了从个案研究进行突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他的儒学思想内容丰富 ,反映出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诸多特征 ,无论在近代儒学发展史上 ,还是在他本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 ,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经学“殿军”之称。研究章太炎儒学思想 ,对于儒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 ,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中怎样来处理和对待传统文化 ,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现有大量关于章太炎研究的成果中 ,深入系统地探讨其儒学思想的专门…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儒家审美观及其对国人服饰审美的影响

儒家的审美观,是以其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为基础,且与其政治伦理道德观相一致的。国人的服饰审美观和审美行为,深受儒家审美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和同观及中庸思想,强调和谐之理与中庸之道,体现在国人的服饰审美观及审美行为上,就是注重形象的和谐统一之和同之美,欣赏稳重、典雅、大方之端庄之美。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在欧洲哲学史上,黑格尔最早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明确地、系统地而又自觉地表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诚然,它是神秘的、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在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但是如何准确地、科学地把握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学说的实质,在哲学界却是长期争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正确评价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的问题,并且还涉及到理解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因此,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思想的进一步探讨,这对开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一部展示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的巨著——刘泽华先生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续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学者见仁见智,所论不一。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先生早在10年前即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意识形态中,政治思想占有特别的地位,以至可以这样说,它是整个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换言之,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只有真正把握住这一核心,才能在客观了解、全面认识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对之作出比较科学的价值评判,并进而思考、解析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刘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下简称《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翔实的史料、雄博的论析,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这部三卷本,近15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堪称系统展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宏篇巨著。具有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其核心政治思想的成果,体现20世纪时代精神的特质。兹仅从下列五端略述笔者通读这部巨著后的心得: 其一,先秦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当然也是作为其核心的政治思想的源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题形成于先秦而发展、完备于后世。如早在商、周时代,就已产生了王权专制主义观念。《思想史》的“先秦卷”,以较大的篇幅阐析先秦王权专制论,“秦汉     

《中庸》、《大学》的经济思想暨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耦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排斥或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契合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邃思想,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因此,进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应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去吸取理论智慧,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精要,以再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这既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     

普遍意识:中国美学自我超越的关键环节

普遍意识缺乏是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之突出局限。当代中国美学需走出本民族文化特色守护神角色 ,以人类文化共性为立足点。超越中华审美精神个性 ,以中华审美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审美共同性问题之普遍意识是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自我超越、深化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自然审美、工艺审美和生活审美传统 ,此正为西方美学之弱项 ,深入、系统地研究此三大传统 ,将大有益于中国美学史和美学基础理论研究 ,亦大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建设。     

20世纪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李祥俊博士《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王安石是中国 11世纪的改革家”,这是列宁的一个著名论断。受此影响, 20世纪一百年来的王安石研究主要侧重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及其政治实践。这样,“荆公新学”的学术内涵及其意义就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李祥俊博士《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1月出版 )可以说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和展示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专著。 一、《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 　　该书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传承、流变为线索,以传统经学、儒学、子学、佛学和道教的学术派别之划分为框架,分析王安石对各派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各派思想…     

伦理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朱贴庭副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是一部新见迭现、分析深刻、确有特色的专著,是伦理学史研究的又一新成果。写中国伦理思想史,最忌与中国哲学史雷同,或者以中国哲学史框架加上道德术语拼缀而成。该书基本上摆脱这一窠臼,多从伦理学原理的视野去分析中国伦理思想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显得“伦理学”味道十足。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出现的范畴、概念、命题和论争,作者均有清楚的界说,绝不以古释古,使人坠五里雾中。试以义利之辨来说明。这一论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了,迄今还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作者敏锐地指出:“义利之辨,发端于春秋,至战国成为诸子思想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后又一直贯串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全部进程。”(22页)这当是不刊之论。但作者不满足这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重新认识《周易》贵中思想的积极意义

贵中思想在我国先秦古籍中多处出现， 在 《周易》 经、传中的反映， 则更为全面系统、集中突出。经先秦儒家继承发扬为中庸之道后， 影响更为深远。可是在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 在我国学术文化界却遭到多次误解、曲解和严厉批判， 弄得面目全非。本文从历史渊源、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是非界限、社会效应、时代回声等方面着眼， 对此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考察、探索、辨析和论证， 认为贵中思想或中庸之道具有丰富内涵， 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可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因此， 今天很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 重新认识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积极意义，使它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再做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价值

中国古典诗歌积淀着深沉丰厚的中华文化。其文化价值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籍的风格追求。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又从人际交往、民族心理、社会人生以及政治、思想、文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     

论圣人与圣王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二

“圣”或“圣人”的范畴,可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要义。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伦理理想及政治理想等的集中体现(“内圣外王”)。古代思想中有多少内容各异的“道”,几乎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圣人”形象。圣人是体道者,因而圣人观肯定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将传统的圣人观理清了,也就近乎理清了传统文化。但这远非本篇所能达到,在此,只对有关政治神话的圣人观作一初步的清理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