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孤寂相伴陶孟和

1957年6月，全国性大规模“反右”风暴开始。 在这段历史中，首当其冲的是“章罗联盟”的定性，随之而来的是震动朝野的“六教授事件”出笼。据童第周回忆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有一个‘章罗联盟’。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大事记(1979—1989)(一)

中国的社会学的教研工作,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取消,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社会学学者又受到批判,其间中断了20多年。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有6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胡乔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恢复了名誉。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     

无法抹去的记忆

1954年，我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长沙周南中学当教师。让人没有想到是，1955年因为受“胡风事件”的影响，全国开展了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当时，长沙许多单位都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也被学校抽调当了一名“肃反”专干，主要从事外调工作。     

1996年在美国的“劳改”生活

提起“劳改”,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会想到父辈人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或“文革”,深入美同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绝对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同也有“劳改”。     

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湖南"上访妈妈"唐慧事件,重庆"一坨屎案"和重庆任建宇"QQ空间案"……对劳教制度的声讨焦灼着人们的眼睛,引发了国民的思考,对我国劳教制度的讨论达到高潮.那么,已实行将近60年的劳教制度由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呢? 我国劳教制度之流变 我国的劳教制度最初从前苏联引进,于上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中逐步建立.1955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劳动教养"政策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保障政权的稳固,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肃清敌视新政权的"反革命"运动.     

许结：只有初中一年正规学历的博士生导师

2002年3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许结被“破格”评为博士生导师。45岁的许结没读过大学,却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特批”,在南大被誉为“拔尖人才”。 嗜书如命的怪才 1957年,许结出生于南京。做教师的父亲许永璋酷爱唐诗,从唐代诗人元结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给他起名。也就在这一年,一场“反右”风暴骤然席卷     

实事求是的谷景生

薄一波同志撰写文章回忆说,谷景生同志抗美援朝回国后,担任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防空军是一个军种。1957年3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谷景生同志调任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不久,反右斗争开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坏,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批老专家,对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必将影响很大。最后,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1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     

党的生日及全党第一次纪念活动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其时,封建军阀割据,反动势力强大,党的活动只能处于秘密状态。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党致力于发动和领导全国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加上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纪念党的生日一事没有提上领导机关的议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开展斗争,因而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领导集体,苏区的党组织和白区的党组织也很难协调一致地开展各项工作。就连召开党的“六大”,以及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都不能集…     

亲身经历:“反右运动”后的北大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记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如果1956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     

伊拉克的1920年起义 读阿拉伯史札记之九

1920年,伊拉克爆发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领导起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爱国宗教领袖.起义主要在广大农村和游牧区进行,大城市同时开展了政治斗争.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军官在宣传鼓动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埃及1919年起义的爆发,叙利亚阿拉伯政权的建立,伊朗革命的高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伊拉克人民的反英斗争. 一次大战后,英国背弃“使长期受土耳其压迫的人民获得完全和最终解放”的诺言,利用它     

往历史深处探寻

俱往矣,然而李国文偏要从历史的烟云中将他们钩沉出来,留住,当成个案,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一一剖析,结集成这一册《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不厚,但让人读后感到非比寻常的沉与重。 “1957年反右以后,我就到了最基层的铁路工程队劳动改造,因系劳动单位,二十年来,倒也把祖国偏远地区走了个遍……对我这样一名“摘帽右派”,牛鬼蛇神,总斜着眼打量我,不是公然地歧视,就是见了我像碰鬼一样,躲都来不及。”这是李国文在此书中《王猛、崔浩     

马车惊魂——历史拾荒之一

我不敢说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过马;可是知识分子中间,留下这么多人与马的悲欢记忆的,可能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我童年生活在农村,有过马背童真。但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儿时在马背上的嬉戏,竟然是我人生戏剧的预演,之后在压轴大戏里,却充满了人与马的世纪悲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昔日我手中拿着的笔杆,突然魔幻般的成了一根皮鞭;我面前的稿纸,忽然变成驴车和马车。“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生画面,已经让我感到没了自尊;在北京街头上演的一场马车惊魂,更让我永生无法忘却……     

第六讲 腥风血雨中的内蒙古共产党人

1927年，全国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地区处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有的被捕，甚至惨遭屠杀，大部分转入地下或转移到外地，革命形势极端严峻。但是，共产党人没有被斩尽杀绝，也没有被反革命恐怖吓倒，他们在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中继续拼搏，为恢复内蒙古革命运动而奋斗。     

章乃器经历的一场官司

当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正在如火如荼之际，原来几位与章乃器过往密切，交谊深厚的人，迫于当时的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压力，在民建会与工商联的反右派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让他们组织起来分工负责对章乃器展开违法经营活动方面的斗争。     

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续)

红卫兵运动现实目标的转换标志着这批青年学生更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如果说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现实目标还是以学生本身的感受和认识为基础的话,那未,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则完全是受制于政治斗争的结果。由于他们实际上对这一目标一无所知,所能依凭的,就只有热情、盲从和不着边际的理想的力量。     

浅论创造性活动及其辅导

一九八四年七月,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一次少先队员与辅导贝代表会议上致词中向全国少先队员发出了“准备好创造未来”的号召,并提出了“树立创造的志向,培养创造的才干,开展创造性的活动”等三点要求。“三个创造”指明了新时期少先队运动的发展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创造性。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发起的“全国万名创造杯”活动大竞赛,迅速掀起了全国亿万红领巾开创创造活动的热潮,使少先队运动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篇章。广大少先队员在创造性活动中树立创造的理想和志向,发挥创造     

聚焦王造时最后二十年

诚恳帮助党整风 1957年2月，王造时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两人·道，被上海市政协推选为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4月2日，王造时回到上海，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全国各界人民，特别是与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全民整风运动与“大跃进”的发动

1957年8月至1958年8月前后的全民整风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场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民性整风运动。这场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涉及农村、工矿企业、党政机关、人民军队、民族事务、民主党派、工商界、科教文等各个领域。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改进干部上作作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更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例如对错误发动“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战后日本青少年犯罪第三次“高峰”的新特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日本青少年犯罪活动共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的形成从1950年开始,当年被捕的青少年刑事犯为125,00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这主要是战后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的影响造成的。第一次“高峰”的特点是以偷窃、抢劫、诈骗等财产犯罪为主要犯罪内容。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以好转,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到1954年犯罪活动从“高峰”跌入“谷底”,当年被捕的青少年刑事犯仅88,00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