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弥合与异化——西方人类学对于人与物关系的探讨

从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不同理论学派对于人(subject)与物(object)关系的认知/理解有差异。早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生产物,作为一种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是一种分离的物;马林诺夫斯基时期的库拉圈研究,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的贝壳在库拉圈中的流动构建出人的整体社会特征,此时的物即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论的人文转变,象征主义兴起,在借助物的符号意义来阐释人类深层结构的人类学研究时期,物"消失"在主体的意义构建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物的主体性凸显,传统的物进入现代世俗世界,对物的认知转向物与主体相融的阶段,而后愈走愈远,进入到消费之物与物化之人的异化阶段和多元主体的本体论探讨阶段,尝试对自然和文化范畴本身进行理解,而避开主客体之间存在的认识中介。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梳理西方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历程后,认为这一研究的根本是人对于本体/客体、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等知识的重构以及认知途径的不断探索与反思,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的知识地图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认知的真实反映。     

物与识 在文物之上感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正>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先民在地球上书写的一份履历。这是一份依靠“物”的谱系加以实证的履历,是“物”还原出的一幅中华文明完整肖像。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够向当今的人类社会交出这样一份物史互证的履历。我们在这些“物”的谱系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基因。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密码,它们不仅讲述历史,也负责打开历史的细细褶皱,掰开岁月的缝隙,透露出历史深处的细枝末节。     

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

当代学界对器物与物品的研究,总易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的二分之上,从而或将器物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反映,或将物抽离于语境来研究。这也使得当代博物馆的建立与陈列中,器物被去除其灵性与意义,器物与其制造者、使用者、消费者,甚至博物馆参观者之间的生动联系被割裂,而成为死气沉沉之物。本文引入拉图尔的“事实拜物教”（factishism）一词,并不再局限于仅从器物的制造角度来看物,而是重新探讨器物之灵性,即器物何以通过仪式等方式而被激活,从而获得一种自主性。这样一种视角,也是对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器物研究的有力反思。     

晁通论——《格萨尔》人物散论之一

《格萨尔》以其宏篇巨制居于世界史诗之首;同时,它又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人民性,以及它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藏族人民世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文学是人学”。史诗,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自然不能超越这种文学的规定性。因此,研究史诗人物就显得重要和必然。通过研究史诗人物,可以窥见我们的先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是如何顽强地在空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是如何在“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禁锢中挣     

田野调查:修辞与问题

我们都说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这个叫法让我们有一种专业感 ,也让外界对我们报以某种敬畏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何谓“田野调查”。然而 ,倘若遇到既不耻下问又“较真儿”的人追问 ,这“田野调查”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地调查” ,我们则不免有些语塞。“实地调查”早已是我国大众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等著作采取或倡导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至于该方法在中国究竟缘起于何时 ,一时难以稽考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 ,自延安整风以来 ,它就内化成了我们的一…     

做学问与做人

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在我几十年的经验中,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术品德。我过去读书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争论的问题——这就是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初次会面时的意见分歧:究竟做一个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陆九渊就认为一个人应该先树立大者,再说别的, 不能老是追求知识,向外发展,应该自己的思想、心态先要好;朱熹就认为一个人要认真读书,追求知识, 对天下事物没有一件不去思索考虑研究的,最后融会贯通,才能了解并达到古圣先贤的完人的境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元观

中央高层不断强调新时代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我们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探索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发现新路径。本文从三元符号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探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知,指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皮尔士符号三元交融论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对立论,在兼容物感物觉的同时,更强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互相渗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形”“气”“神”缺一不可的观点,也在思想层面上与前涉符号三元观兼和,暗藏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年提出“大化三极”,贯穿“兼和通全”“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对立统一观,也可以归入本文的三元符号观。本文作者认为,利用这样的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新路径。     

私生活.Blog.共享

Blog,也就是我们讲的“博客”,英语字典里只有“航海日志”之意,现在被我们用来特指一种网上提供信息与人交流共享的方式。而在中国,博客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偏离最初的“博客精神”。很多人用它来书写自己的私生活,而且这种风气越来越盛,大有成为主流之势。最初的博客张扬的是“思想共享”,原本共享的是信息,而现在则被注入了私人的东西,再拿出来共享。于是标志着一个私生活共享的时代来临了。不想把木子美、竹影青瞳等提出来再造声势,只要看看搜索引擎里一目了然的各种Blog就可以发现,文章里的“我”多于一切。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笔调…     

欧洲裔美国人民族性之“黄昏时刻”

意大利裔美国人民族性已经接近于“黄昏时刻”。“黄昏时刻”是一种比喻,但它正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现阶段中,民族差别仍然见得到,但只是隐约可见。这种比喻代表许多人的主张。(例如,格拉泽和莫尼汉在1970年以及格里利在1977年发表的意见)这类主张说,民族性并没有迅速地消失,因此,乐观地把美国社会描绘成是熔炉就似乎站不住脚的了。同时,这种主张还说出了实际情况——看起来,民族性正在稳步地减弱,至少在白人中出现了这种趋势。     

从“异地”到“边疆”——清至民国几篇“边疆文本”的比较阅读

本文通过对清至民国几篇“边疆文本”的比较分析,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指出这段时间对于“边疆”的认识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总体而言,可以用从“异地”到“边疆”进行概括,即从带着闲适的心态记录风土人情,到带着焦虑之心思考这片土地的保卫与开发.“边疆”观念的转变,也是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从此,“边疆”与“中心”成为一个整体,需要承担对于彼此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在民国期间形成,于建国后落实的边疆观念,也构成了此后我们对于边疆进行开发的基础.     

高校学分制模式的选择与校本学分制的构建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实行学分制.然而在实行中由于对学分制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不断增多.为此,本文研究了高校依据自身条件选择学分制模式的策略,并提出形成校本学分制教学管理与评价系统的构想.     

浅析律师赔偿责任制度

结合律师社会工作者的性质,建立律师赔偿责任制度的目的,具体分析律师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认为律师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一项特殊的民事责任形式,责任主体应是律师事务所而非执业律师,归责原则是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结合认定.     

试论基本义务体系的修正

宪法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混乱繁多,规范方式缺乏法律性,造成宪法实施上的困难.这需要我们对基本义务的性质重新进行审视,以宪法的限权观理解基本义务,进而修正宪法文本的基本义务体系.     

藏传七音品音阶体系与民族五声音阶体系之比较

论述藏传七音品体系和民族五声音阶体系的异同;两种音阶体系有着怎样的不同源流;从音律学的角度对藏传七音品体系与民族五声音阶体系中各音的缘起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两种体系里音的产生和音乐美学观的异同。     

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

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中 ,学术界有“联邦制变形”之说 ,并把这种“变形”看成是苏联民族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 ,对“联邦制变形”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变形”的表现和后果上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苏联联邦制创立的历史条件与初衷、自身的特点与缺陷 ,以及联邦制变形的原因     

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落入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籍税务司手中,致使海关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缉私权.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趁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整顿加强海关缉私工作,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     

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

明政府在与藏族的茶马贸易活动中,建立了官营垄断体制。本文拟对其形成的原因、过程及该体制内部的机构设置、经营管理、运作方式、方法等问题做一系统研究。     

论吐蕃赞普继承制度

赞普继承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吐蕃赞普多为终身制,赞普人选必须从同一家庭的男性成员中产生,以父子承继为主,兄弟承继为辅,由长及幼,往往给新赞普上尊号,以表明权力的交接或表彰伟业、树立权威。     

略论北朝遣使制度

本文认为北朝的遣使制度出现了四方面的变化 :(1)出现了常设性质的大使 ;(2 )大使的分工更为明确 ,出现了以职能命名的专门使 ;(3)大使出使区域的划分更为细密 ;(4)大使与北朝其它中央派出机构在功能上有合一的趋势。这些变化因北朝政治的需要而产生 ,并开唐代使职制度之先河。     

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改革新探

改革中国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主要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修正送达方式,拓宽送达的场所,明确代收人的职责.二是完善推定送达,包括送达的凭证(送达回证)和送达的日期.三是健全送达体制,分级送达体制和双轨送达体制是值得考虑的对策.四是拓展送达途径,适时地运用电话、电传、电子方式等予以送达,可以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的"送达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