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

一　　王瑶 (1914一 1989)是以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走进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这部专著 ,以研究视野的全面、开阔与丰富 ,论述问题见解的新颖和精深 ,几乎是“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的功力和气概 ,成为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部奇书。程千帆说 :“通过此书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思想、文人生活以及文学风貌的确大体上浮现在我的眼前了。这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 ,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 ,它能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凸现出来 ,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 ,“这部书不仅本身具…     

一种被忽略的审美倾向——西部诗歌审美趣味的当代性发掘

中国当代西部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评论界所关注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新边塞诗"。当时的"新边塞诗"以其英雄主义的浩歌崛起于诗坛,它与古代边塞诗的诗歌风格一脉相连。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西部诗歌虽然被边缘化,但却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摆脱了"新边塞诗"的局限,它所呈现的审美趣味更呈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趣味。这一特征显示出当代西部诗歌丰富的内涵和高雅的品味,但过于"西部精神"强调却使这特征的丰富内涵长期被遮蔽或忽略。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研究方法的转型与文学史建构模式的突围--评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过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驻留在以农耕文明 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 块上,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西部文学仅有局部的、表层的涉及, 很多重要的文学现象、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甚至被视为阙如;即 使有局部的、表层的涉及,也仅仅是对中原文学板块与东南沿海 文学板块的一种陪衬,没有展现出西部文学独立的精神内涵和 美学特征。《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丁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 貌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用一种西部文化 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 和作家作品,从而实现对中国西部现代文学的美学特征和审美 价值的全面、深刻的把握。这一学术成就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 史写作上的一项学术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是随着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净化、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批评意识的觉醒而展开的。1.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纯文学观念在对传统“载道”观念进行反驳提倡文学艺术性的同时,载负了国民启蒙的历史使命。2.纯文学对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改造起了直接作用,从情感、想像和思想等因素入手并从体裁上加以界定,现代阐释之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3.文学观念的净化、批评意识的觉醒、进化思想的渗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关键原因,从而产生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