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自传体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潜力——以德国的庐隐、萧红、郁达夫研究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自传体的问题,曾受到德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看似自明的“问题”在德国语境中生成,有赖于一系列系统条件。自传是西方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承担着主体塑造的功能。生命哲学的历史化立场,打破了人格意识永恒不变的幻觉。思想史家鲍吾刚对中国自传史的梳理,意味着从整体上承认中国人的自我和个体性。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则通过分析庐隐、萧红、郁达夫等的自传文本,更细腻地对中国作家的自我结构进行加工。系统中多个层面接力合作,将中国文学符号推入自传体的主体性轨道,借此,西方得以通过“自我”媒介和中国展开理性对话,域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伦理意蕴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大历史经验。正因为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穿越风风雨雨，在逆境中突围，在困境中发展，成为不改本色、不忘初心的百年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中，坚守理想彰显了伦理价值，一心为民凸显了伦理关怀，政德建设回应了伦理诉求，敬畏党纪完善了伦理自律，问责追责践行了伦理担当。这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道德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坚持自我革命的丰富伦理意蕴，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破解历史周期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舍我其谁”的背后──论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作为中西文化异乡人胡适,在回归传统与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思想悖论。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既成就了他,却又困扰着他,使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错位成为新旧嬗变之际知识阶层思想困境的表征。     

价值取向与文学自主性追求——先锋小说创作论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小说本质是追求文学自主性。把握先锋小说本质,必须考虑它对传统现实主义“内容”、“意义”的解构与颠覆,乃是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艺术形式走向的独立与自律。同时也必须考虑它所进行的形式实验与艺术探索,改变了人们对小说文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文学绝不是对客观现实某种简单的复制品,而是具有自我呈现与超越的个性化写作。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在“解构”与“重构”之间——美学命运之思

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美学经历了从"有美无学"到"有美有学"再到"有学无美"以至当下企图彻底"消解美学"的演变过程,呈现出解构与重构不断交替的发展轨迹。其间形成了某些基本的趋势,如在美的本原问题上由实体论转变为非实体性的生成论,在审美活动性能上由他律论经自律论而演进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取向,以及美学学科自身由"形而上学"的一分支转向"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的互渗,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是在接受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程的,百年之中也经历了多次解构与重构的交替,有自己独特的处境与问题,而今面临新一轮的抉择。当立足于本土实际,大力开发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广泛吸取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美学学科的今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人”的母题的递进式循环——论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 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这种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文学也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西方文学也因此显示出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我们研究与借鉴西方文学,要重视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更要重视这种深刻、深沉的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否则就流于表面化和肤浅化了。     

“自然”诗学发展中的理性规律——西方文学中理性思想的人文回归

＂人与自然＂的主题历经千年演变,始终纠葛着永无休止的探讨。在崇尚人性的西方文学中,＂自然＂却大多徘徊在模糊的边缘。从＂自然＂诗学的视角,思考理性思想,可揭示西方诗学中的理性规律。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探析中国“伤痕电影”叙事中的艺术正义

“艺术正义”是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念,用以分析叙事文学中体现“因果报应”的特殊结构。“伤痕电影”建立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是反映中国特殊时期人民生活状况的电影类型。通过“艺术正义”在叙事情节中的矫正和弥补,“伤痕电影”对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和修正,舒缓大众群体的悲痛。同时,对于特殊年代所造成的自我迷失,通过艺术正义叙事策略在影片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重构。     

文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之间——论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学者,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意识形态"是他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多利莫尔指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这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引进“自律管理” 完善股票市场

西方许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对它们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时有丑闻。它们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股票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就是一例。它们在许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律管理”。当然,由于私有制、剩余价值规律和货币拜物教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缺陷,“自律管理”有时也会失效。我国正在发展股票市场,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来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的管理体制。我们认为,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同时,介绍和引进“自律管理”,使之为我所用,对建立和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管理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桑塔格文学作品中的旅行思想及其情感叙事

梳理桑塔格的全部作品发现,她在虚构类小说的创作中发展了"旅行"作为"自我风景发现"这一西方浪漫主义写作传统,将自我发现与理想乌托邦的寻找加以联系;在批评性散文的写作中,将对自我的关注置于历史意义的语境,对文学的功能及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桑塔格的旅行观和其作品具有同构关系,文本的情感格调发生于流散的乡愁和文学召唤的双重情结;叙事赋格则源自对主体及族群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构。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