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分类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分析——基于第三次农业普查55125个行政村抽样数据

采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普查10%抽样55125个村庄的样本数据，依据全国及地方层面的村庄规划要求，使用因子分析和多维指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村庄划分为四大类，分别考察了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研究发现：集聚提升类村庄数量最多，占比在35%～45%，城郊融合类村庄和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在20%～30%，搬迁撤并类村庄占比在15%左右；分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增加村庄类别数量后发现，村庄类别数量越大，越有利于突出村庄特色。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村庄规划的困境及发展趋向——以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村庄规划的法制化建设为视角

编制并实施村庄规划,对保护和利用村庄空间资源,推动统筹城乡建设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驱动下,我国村庄规划工作得到强力推动,但同时也出现了众多问题。实践证明,村庄建设的协调发展、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来引领实现法制化。在社会、经济、环境及技术等现有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村庄规划的调整、规范作用,对于推进村庄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９８５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 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 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 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 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 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 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 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重庆市G村的调查

村庄衰落具备多维表现。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包括：(1)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村庄发展主体虚置;(2)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加剧了村庄衰落的步伐;(3)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城乡同步发展;(4)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致使村级政府无力扭转村庄凋敝;(5)农村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阻碍了农业生产资源在村庄的优化配置。村庄衰落使农村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反过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向外迁离频率,进一步加剧村庄衰落进程。基于重庆市 G 村的案例调查发现：村庄衰落使土地耕作更加粗放,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经营主体缺失致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村级基层组织的去功能化致使其组织、动员与激励能力下降;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乏力使农户创业与投资缺乏条件支撑;不断劣化的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使非农产业发展遇阻,村庄逐渐步入恶性循环发展轨道。     

新农村规划的实践与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做好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和先行环节。文章结合笔者新农村规划设计的实践,深入地讨阐了新农村规划的目的与任务、村庄规划的原则、村庄规划的工作内容、村庄规划的成果、村庄产业规划、村庄规划前的调查研究、新农村的住宅设计与建设等问题。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研究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庄共同体的公益救济措施和方法对我国目前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具有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都市边缘区村庄发展模式探讨

都市边缘区村庄存在与城市发展空间博弈、利益分配、产业发展、村庄活力、政策执行等方面的问题。村庄所处的区位及地形、所具备的文化及产业基础，对其发展影响很大。通过管理更新、要素整合、产业嵌入等路径，建构都市边缘区村庄和城市永续和谐共生的圈层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都市边缘区的村庄健康发展。     

社会关联视角下的东北新型移民村庄

弱社区记忆、低度的经济社会分化构成1949年之后兴起的东北新型移民村庄的低度社会关联.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日益将社区记忆弱化及多元化,家庭农场经营方式延缓社区经济分化.新型移民村庄社会网络日益外展,这些因素将使村庄内生的社会关联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外生的乡村政治组织作为村庄独大的社会关联力量,左右着村庄的政治生态.村庄内部缺乏应对国家政权的有效的社会关联机制.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国家——村庄”关系纠葛

退耕还林工程本来是一个村庄、个体农民和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项目,但仍在一些地方仍然遭遇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到政府的监管不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基层治理中未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使得国家工程遭遇了村庄共同体的不当抵制与忽视。国家的基层治理应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尽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合作产生消极结果。同时,基层权力部门应该挖掘村庄共同体的潜在价值,扶持村庄共同体的组织建设,构建国家政权与村庄之间良性的关系。     

村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模式探讨

根据我国村庄规划现状及新农村建设要求，提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模式：为产业发展创造多元化生长空间、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持传统空间结构的相对完整、遵循生态设计观。从空间结构的角度阐述了村庄规划设计的思路，从而为村庄建设提供空间组合的依据。     

风景名胜区内村庄人居环境提升策略——以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名胜区内前云村为例

连云港花果山景区内存在大量村庄,这些村庄由于地处风景名胜区内,对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环境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风景名胜区的发展也影响着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升.本文以花果山乡前云村为例,通过背景梳理、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村庄空间规划、建筑风貌、绿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研究其人居环境,提出改善措施,以期为风景名胜区内村庄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借鉴.     

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阻力及其逻辑

村庄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与权力资源有支配和控制力，为了实现各自利益，乡镇、传统精英、家族、黑恶势力等追求村庄权力，推进了权力结构的演化，同时阻碍了其民主化。在围绕村庄权力而展开的博弈中，将这些社会力量视为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成了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的阻力。各种阻力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

与以往所研究的“经营村庄”不同,“新经营村庄”以项目治理为导向,运用“经营”的行为逻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逐步加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是项目进村的制度背景,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运作构成“新经营村庄”的体制性内涵。通过对村级组织经营行为的考察,从项目开源、优化配置、资源援引、产业提升的经营路径剖析“新经营村庄”的“新”经营和实践样态。研究发现,“新经营村庄”是一种以项目为要素并耦合村庄公共利益的经营行为。村级组织通过引入项目资源并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项目-治理”的治理逻辑,能够再生产出村庄治理效能、产业发展、公共利益,从而实现村级治理组织化、产业发展持续化、公共利益取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