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求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防范和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机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 …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索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特征和形成原因以及遏制对策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特征和形成原因以及遏制对策刘福兴（茂名市人民检察院茂名５２５０００）贪污贿赂犯罪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特征，找出其症结所在，探讨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使反腐败斗争能对症下药...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     

《唐律》中贪污贿赂罪浅析

我国古代社会各朝统治者均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其法律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律的出台,更是集历代立法之大成,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从侵占型、挪用型、贿赂型三方面对唐律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进行探讨,以期在法律上为我国的反腐倡廉提供借鉴.     

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初探

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也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监督不力的法律本身的问题。预防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既要多管齐下,长期作战,更要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执法水平。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刑法》第383条为例

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两次的工作报告数据入手,阐释了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探讨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没收财产刑,并进一步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对策,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贪污贿赂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反腐败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腐败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就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浅谈贪污贿赂案件的举证责任

实践中 ,贪污贿赂案件经常产生一些疑难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 ,赋予犯罪嫌疑人特定的举证责任作为侦控方负举证责任的例外 ,对于合法、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检察机关3年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有力地惩治和震慑了贪污贿赂犯罪。10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表示,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查处,昭示了中国检察机关反腐败的坚定决心,清除了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分子,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唐律》之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及其借鉴价值

<唐律>是我国历代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具有"适用法律官民平等"、"官吏之赃罪重于平民之脏罪"、"贪赃即惩"、"法网严辔,层次分明"、"突出重点,宽严相济"等显著特点.解读<唐律>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具体规定与立法特色可知,<唐律>对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贪污贿赂立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分析其借鉴价值,能够使我们从<唐律>中汲取营养,进而从"严密法网"、"从严治吏"以及"官民平等"三方面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贪污贿赂罪历史考稽与现实借鉴

我国 1 997年新刑法第八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 ,但贪污贿赂罪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我国中华法系发展的整个历史中 ,它的概念和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本文考察了贪污贿赂概念的历史由来及其立法的变迁 ,在总结前人打击贪污贿赂行为经验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建议     

正确处理“五种”关系 推进反腐工作和谐发展

在检察机关的反腐败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五种关系,即: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关系,查办贪污犯罪和预防贪污犯罪的关系,依法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的关系,依法查处职务犯罪与服务大局的关系。依法、适当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有效惩处贪污贿赂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主体应该包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工作人员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基于＂从事公务＂的标准,可以区别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类犯罪还是其他类型犯罪,并进一步解决管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