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人文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与反贫困关系紧密。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会工作持守的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及其秉承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关爱与互助合作价值取向及其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工作模式的基本假设及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其有效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所在。     

从美的产生看事物的使用价值先于其审美价值

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在劳动中人类是作为自由创造的主体而存在的。首先人类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事物的实用价值,然后创造了美。因而在美的产生过程中,事物的使用价值先于其审美价值。     

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绩效分析

互助合作金融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种创新融资模式,尽管其组织化、制度化经营时间短、经验少,融资能力还很微小,但已经表现出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满足农户小额贷款方面的补充作用十分显著。资金互助合作密切了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改善着农村社会关系,社会整体信用水平、将为之提高。论题分析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前后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的制度绩效、功能绩效和社会绩效。     

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概念、背景、现状、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其各种典型模式进行了归纳和剖析,进而指出,重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没有农民金融上的互助,商业信贷和保险就很难在农村生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将严重受阻。     

农村互助合作:动因、图景和原则——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合作社发展为研究对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主要限于流通领域,包括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三种形式。这一时期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产生、生长的动因在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合作社问题有着清晰地认识,他们不仅提出详尽的理论设计,还在农村开展了具体实践,还提出了合作社发展的原则。回顾和反思这一时期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仍有宝贵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借鉴。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民心态——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中心(1945-1949)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在生产实践中的典型应用。通过动员与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在保障物质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农村各阶层的团结,进而有效地巩固了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民在革命中心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成效,以及统一战线的加强。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个案,分析不同时期各阶层对互助合作的解读与诠释,揭示农民在革命与变革中的心态趋向及其表露出的历史真相。     

从“本土化”到“乡村化”——中国早期合作主义的流变与归宿

在中国合作运动发展的萌芽与实验时期(1912-1927年),西方合作主义思想的各个流派都曾在中国获得实验机会,但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现实需求最终使"农业合作中心论"获得衍生滋长的际遇,成为影响以后20余年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经济政策和推动小农经济变革的因素之一。中国合作运动从以城市消费合作为主体演化为以农业合作为主体的合作运动的过程即合作主义楔入中国乡村、演变为一项乡村经济运动的过程。早期合作主义的这一流变过程也就是中国合作运动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定位过程,可称为中国合作运动的"乡村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端的思想渊源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的演进

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一以 贯之的中心主题.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遵循制度化建构、理想化、理性回归、完善提升的 演进轨迹和“目标导向Ｇ政府主导Ｇ自我调适”的演进逻辑,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双运动驱 动”型向“政社合一”型转变、改革开放后传统与现代由“并存”向“契合”转变的演进历程,呈 现出由基于社会交换的民间领域逐渐向基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叠加的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拓展深化的演进趋势.步入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新理念指导下的农民 新型互助合作重建,可以同时彰显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优势.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若干认识

“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建国初,毛泽东在开国奠基、恢复经济过程中,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方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道路进行了重要探索,为解决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历史教益。     

唯物史观需要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不难发现,"需要"这一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与内涵。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标志和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是人本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体现,需要是社会中的互助合作和对立冲突的根源。在我国全面小康的建设时期,应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出发,辩证地分析当前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脉络,深刻而全面的了解人民群众当前真正的利益需要,从根本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当前发展情况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的需要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化,表现出超越性的特点。人的需要具有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同步性的特征。小康社会既是当前人民群众未来需要的理想境界,也是实现现实目标,也是马克思需要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当代价值。     

安徽省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对策

近年来,安徽省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迅猛发展,但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障碍,如资金来源有限、监管缺失、管理经验少、人员素质较低以及准入门槛较高等问题。因此,通过调查、分析,提出进一步发展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建议：降低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准入门槛;扩大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加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控;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以期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更好更快地发展。     

村级经济组织模式的比较研究——关于河南中部一乡三村的实地调查及思考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社会组织体系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这个过程与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相一致的。具体讲,主要经历了以土地农户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人民政府组织与家产互助合作组织并存,以土     

互助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初探

新课改提倡的互助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不失为值得认真开展的一种教学方法。互助合作学习,要体现课堂中的师生平等;互助合作学习,要充分发挥班级集体的力量。     

文化多样性的道德解读

文化是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它具有人的特性、群体性,是历史上凝结成的稳定的活动方式或活动成果,异质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以“和谐”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础观念,作为一种处理各种文明、文化间相互关系的民主方式,寻求的是不同国家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各种文化只有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共存,共同发展,才能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试论我国农业初级合作化向高级合作化过渡的经验教训

一、农业合作化的必然性及伟大成就 农业合作化以前中国农村经济是落后的、各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极不发达,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极为缺乏,生产资金严重的不足,一派贫穷落后的面貌。据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材料,当时农村每百户只有六十四头大牲畜,九.七部水车,六.六辆大车,每两户只有一部旧式犁。这种情况决定了解放后的农民需要组织起来,互助合作,以便进行简单再生产。中国农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解放后,我国的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很快。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贵州开展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探析

贵州农村经济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农民生活困难,抵御灾害损失能力弱,而农村保险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受到限制,为了更好地发挥保险在农村的补偿及管理作用,农村互助合作保险模式可以作为突破点,进一步发展贵州农业及农村保险。本文分析了贵州开展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借鉴国内外农村互助合作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贵州开展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建议。     

抗战前后晋西北传统互助合作模式探析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动,但植根于乡土的互助合作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延续,成为革命得以开展的原动力。以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类型、特征及发展受限之因,可以对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从血缘互助到现代合作——对当代中国农民合作伦理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拥有血缘基础上互助合作的精神与经验,而缺乏现代的、作为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与经验.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现实合作的需要.在经过了传统观念基础上初次合作的失败之后,他们已在实践中把清晰的产权作为新的合作的前提.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中国哲学中的三重“不隔”

“不隔”不仅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原则之一,而且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中国政治、中国法律等领域的最高原则之一。以“不隔”之思维方式去看待、理解天地万物的观点,可名曰“不隔主义”。“不隔主义”至少涉及三方面:人与人的“不隔”、人与物的“不隔”、物与物的“不隔”;强调此三重“不隔”,正是中国哲学所以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此种“不隔主义”可以为当今人类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开辟新的途径或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