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次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受教育程度、职务岗位的重要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力资源的供不应求均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而单位工龄和工作更换次数则存在"倒U型"的影响效应。劳动关系的经济社会结构、劳资双方的资源依赖以及关系的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影响作用。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与强调用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民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该理论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职业体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对涂尔干命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中职业体系的分化对当前社会的分层秩序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渐进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把初职获得与收入决定的过程统一起来，对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是如何通过所在的劳动力部门作为中介，进而影响到个体收入的路径加以分析，提出中国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力部门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地位上的分化，在初职进入劳动力部门的过程中，个体的先赋因素比自致因素作用大；而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自致因素的作用更显著。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本文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依据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考查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状况。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社会 ,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 ,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 ;主导声望地位评价的标准是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 ;但同时 ,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有可能存在。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通过探讨导致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异的机制,检验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农民工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的。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将收入划分为包括福利的总收入和不包括福利的工资收入后,本研究检验了样本代表的各城市内部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两种收入之间的差异,发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福利性收入,或者说,影响在职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工人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选择2008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样本,使用布朗分解方法解析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距,重点解答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研究发现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异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而入职户籍门槛是阻碍农民工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取较高收入的重要原因。在同一所有制性质单位内部,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占总体收入差距比例不大。人力资本差异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36.2%,说明人力资本要素虽然能够影响到收入状况,但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完全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因其鲜明的"身份标签"与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受到党、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通过对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中制度、利益、权威认同普遍偏低。低收入、低待遇从根本上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严格的户籍制度局限与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政府行为失范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欠缺也对其政治认同具有深刻影响。为此,我们要切实做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利益,增强其利益认同;消除不合理制度,提高其制度认同感;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治权威认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能力,使其更好融入城市社会。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长,他们或者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者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民工保持沉默。本文试图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利益抗争方式上的选择。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加快劳工组织建设,降低利益诉求成本,推进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是提高农民工利益博弈能力、增加利益抗争的理性化程度、将利益抗争行为纳入制度表达内的前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及主体意识、个人发展等层面社会心态状况的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相异的特点．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加剧新一轮“民工荒” 2月26日的（《光明日报》刊文说,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生活价值观加剧了新一轮“民工荒”。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见识,他们会将务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农业收入的补充;他们不仅注重现实的待遇,更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更加追求个性独立,找工作不仅看工资水平,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公众主观地位认同研究

公众主观地位认同的提升是共同富裕不断推进的重要体现。与以往强调相对剥夺地位的影响不同，本文将社会比较的方向、效应和半径整合为“新社会比较理论”,探讨了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效应因比较半径的不同而变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个体经济地位的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对地位认同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向上比较的负效应强于向下比较的正效应；双向比较的对比效应随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强。这些发现揭示了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对于改善民众低位认同及提升获得感的重要意义。     

城市能给农民工带来什么？

要分析“民工荒”背后的深层原因,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新一代的农民工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如今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一线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农民工进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并将成为这些区域的主流劳动力群体。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现在80后甚至90后的农民工最大特征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个人需求,忍耐力更低,责任感不是很强,“吃苦耐劳”等农民工传统价值观颠覆,对企业的忠诚度相对较低,对工作环境和收入的要求却比较高……这对于企业来说,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在婚恋行为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包括初婚年龄上升、婚恋对象更广、婚恋途径更丰富等。择偶观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会比较注重异性的长相,而女性则会更加注重异性的能力和收入。频繁的职业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负影响,而住房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影响。     

农民工弱势群体生存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农民工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子女教育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当前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即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社会制度的缺陷和收入分配的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目前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对策。就是要从户籍制度的改革、法治的健全、扩大农民工就业、改革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来切实改善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从而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启示

晏阳初是现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在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体制障碍、社会环境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劳动法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缺失问题

中国经济崛起和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农民工的贡献有目共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诱惑使得中国的新老两代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2008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让社会看到了改善农民工权利状况的希望,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保护尤其是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权利保护的现状依然不如人意,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每年岁末对于农民工权益的突击性保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包括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问题纳入法治框架内、通过探析新生代农民工权利阙如问题及原因进而发现从制度层面进行解决才是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本文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区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和材料的分析,本文证明,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     

对农民工偏见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以在沪农民工为例

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考察对于农民工的偏见，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而要考察农民工在上海的经济状况就应该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加以叙述。     

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

社会网络资本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本文将社会网络资本区分为潜在的和动员的两种形式,发现:随着两类社会网络资本的递增,人们的收入回报增加,但回报率递减;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潜在性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递减,但动员性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递增,而递增速度随之衰减。本文从资源多元配置方式的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本收入效应的变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