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及其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之影响——以刑事法为考察中心

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传统法以刑为主,历代法典主要是刑法典,因此,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刑事法中。中国传统刑事法中关于父权(家长权)、亲属相犯、缘坐、容隐、复仇、代刑、缓刑和免刑等的规定均体现了家族主义的深刻影响。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刑事法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法的儒家化和伦理化特征,成为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礼

一、礼的产生 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有关礼的观念与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礼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独有的特点。“礼”与“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调控手段,它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数千年的文明。“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内核,它们的融合对我国的法律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应注重传统的影响,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清朝行政处分制度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人们往往不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清朝的行政法律表明,清朝的行政处分制度已经十分完备,而且行政处分已经独立于刑罚;这种独立是清朝行政法律高度发展、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分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法系不再“以刑为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