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宋史·陈傅良传》补正

陈傅良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宋史·儒林》有传。他是当时国内三大学派之一的永嘉事功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笔者曾和徐规教授合写过《陈傅良的著作及其事功思想述略》一文,着重叙述他的事功。由于“《宋史》于诸史中号为芜杂,南渡以后,又极荒略”,而每位学者的成就与思想面貌,又为他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等等所决定,因此,本文拟对《宋史·陈傅良传》(下称《宋史本传》)有关家世、生平、官职、生卒年月等等,试加补正。以作续篇。     

朝鲜许筠的"人物传"研究

许筠的“人物传”取舍和褒贬之中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取向。在《严处士传》与《荪谷山人传》中,许筠一方面阐发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观念,一方面塑造了理想中的不沽名钓誉、不做乡愿的真儒形象。《南宫先生传》、《张山人传》、《蒋生传》则借鉴唐传奇的写作方法,参考《太平广记》中的神仙故事模式,表达他佛道合流的理想,以及对道教修炼内丹的认同和对海外仙山的向往。这些作品不但显明了许筠其人的思想内涵和文学成就,而且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潮。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尊夏攘夷思想探析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宋代春秋学之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身处两宋之交,他亲眼目睹北方国土的沦丧,也亲身参加了南方偏安政权的建设。因此,在胡安国《春秋传》里,对时政的关注随处可见,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夷狄问题,胡氏更是关注颇多。本文将探索并分析胡安国尊夏攘夷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并简要分析胡安国对夷狄的态度。     

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从《乔治·桑传》看莫洛亚的传记文学世界

莫洛亚是法国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述甚丰,尤其是在传记文学领域,多以英、法作家传记为主,如《雪莱传》、《拜伦传》、《夏多布里昂传》、《雨果传》、《乔治·桑传》、《普鲁斯特传》、《三代仲马传》、《巴尔扎克传》等等,可谓硕果累累。法国文坛对他早有赞誉,我国对他作品的翻译也不少。但无论中外,研究尚较薄弱,莫洛亚自己就曾说过,他的著作既多且杂,使评论家望而却步。不过,我这篇文章要探讨的既不是他所完成的“最为浩繁、最为困难的工作”——《雨果传》,也不是公认的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方以智与左藏一

研究方以智生平与交游的学者,通常把左锐（藏一）看成方以智的弟子。但据《桐城耆旧传》《敬孚类稿》诸书,可证两人实属朋友而非师徒,故弟子说并不成立。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在排比史料时,误把左钺的妻、子系在了弟弟左锐的名下。另外,左锐是一位具有强烈遗民气节的学者,他对方以智的人格和学问极为推崇,他的作品《黄林合录》《中五说》以及与他相关的《仁树楼别录》,都是研究方以智晚年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孤儿传》创作年代考

叙事诗《孤儿传》(又叫《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员大将》)是蒙古族古典文学优秀作品之一。它以健康的思想,优美的艺术,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惜,这样重要的作品,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甚至对其创作年代这样重要问题仍有许多分歧意见。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荣博士在他的《蒙古文学史》中认为,《孤儿传》“是十三或十四世纪的作品。”而内蒙古大学的那木吉勒策旺付教授说得更具体,认为《孤儿传》是     

论司马迁的货殖学说——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经济史传,它在我国古代经济史,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货殖列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论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专著,并以此为内容形成了司马迁的货殖学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同他的史学思想一样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本文试就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货殖学说进行系统的论述。     

浅论汉武帝德法并用治国方略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 ,倡导儒学 ,广施德政 ,同时 ,又创新改革 ,以法治国 ,恩威并施 ,德法兼用 ,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 ,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

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 ,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 :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 ,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 ,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 ,依法律条款定罪 ,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 ,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 ;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 ,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论汉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清晰的嬗变轨迹。通过分析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过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变,是政治形势变化和武帝个人政治阅历积累所造成的。在武帝前期,儒学一直存在且被宣传为官方理论,但在政治实践中,儒学从政策理论逐渐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说教。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而是一个渐进嬗变的过程。     

《韩诗外传》对礼与法的统一

崇礼还是崇法,经常作为辨别某种思想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倾向性标识。先秦时期乃至到汉初,礼和法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韩婴对礼与法的理解、对它们在社会生活、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关系,作通盘考虑。礼与法在韩婴的治世之道中都派上了用场,二者已经统一在他的政治思想框架里。     

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

汉赋以“通过文学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文学”的形式,对汉代的立法、司法、执法通过铺陈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汉赋中表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理想主要有:支持天罚神断、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鬼神追求绝对公平的愿望；提倡德主刑辅的精神等.赋作家在作品中建构出盛世图景,表达其政治理想,推动了礼法制度的改善和进步.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     

韩偓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律中“同居”及相关问题考订

通过张家山汉简和里耶户籍简等相关材料的补证可知:汉律中"同居"的构成要件是"同籍",它包括奴婢,不包括父母及妻子等最近层直系亲属。"同居"之间的互相举告,可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发生和发展;"同居"是决定当事人在爵位和代户继承上优先与否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