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心诚则灵:三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校务活动考略

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昆明)是冯友兰先生人生及学术经历最重要的时期.当时冯先生举家南迁,共赴国难,以笔抗战,一方面成为了西南联大的顶级大师之一,另一方面成就了其"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本文以详细的资料对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校务活动进行了述评,指出:冯友兰先生本着一个忠臣孝子的民族自尊和祖国自爱,在中国历史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人格、族格和国格即气节的时代,自觉自愿、不屈不挠地与大中华、小联大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善始善终,论道德有古贤风,论文章乃大手笔,立功求其实,立德求其善,立言求其优,这就叫至真至诚.这正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抗战的冯友兰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心诚则灵,冯友兰之所以能成为并恰好在西南联大成为一代哲学大师(而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巨匠),其奥秘正在于此.这是一位用满腔爱国心血浇灌出了一棵哲学智慧之树的真正的哲学大师.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闻一多先生回忆片断

闻一多先生学问渊博如海。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而成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中,开课最多的要数闻先生了。仅就我在西南联大当学生和助教的几年中,听过闻先生所讲的课程,就有唐诗、乐府诗、诗经、楚辞、尔雅、易经等等。闻先生治学态度谨严。而所讲的课,都富有创见。只须翻翻《闻一多全集》,对此便可以了如指掌了。他曾经说:“念书要求懂就要先求不懂。”意即在似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先要看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其用意是勉     

西南联大的精神

一段时间以来，“钱学森之问”触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大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成为了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对当下的大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之时，人们把眼光投向了过去。一个被津津乐道的事实是，在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功臣中，有八位出自西南联大。在近年来持续不退的“民国热”中，西南联大也是其中的热点话题。2012年3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文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易社强除了史料研究之外，还采访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近百位西南联大校友以及约五十位联大教师、三十名相关人士。本书面世后，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前不久，易社强先生来到北京，趁此机会，《新京报》记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他。     

西南联大的新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以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陈铨、王佐良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批评家，他们在极端艰难的环境里，始终关注战时中国文学的发展，用敏锐的眼光和宽阔的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确立和发展，为新文学的理论阐释和学科体系建构进行了尝试与努力，也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罗庸先生笳吹弦诵在滇云

在中国学术史上,罗庸先生可以说是“身后寂寞”的(其学生郑临川语)。尽管如此,罗庸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和教育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几经艰难进入云南,不仅一直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培育出大量优秀学生,而且还在联大北归后毅然留在昆明联大留下的师范学院,为云南的教育事     

慎写教研论文

“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这是钱锺书先生在长篇小说《围城》里写到的一段话。当年第一次读到时,我愕然,在种族歧视、     

朱自清、袁复礼教授与“花儿”

<正>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歌谣学作为一项专门的文学新兴科学而被正式列入大学课程,是从朱自清教授一九二九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开始的。这“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 我国最早的具有民主、科学观点的歌谣学著作,也当推朱自清教授一九三一年铅印的《中国歌谣》了。这本在他授课讲义基础上经过增补的中国歌谣学专著,内容包括:歌     

朱光潜如何变成朱自清？

朱光潜如何变成朱自清？方一偶翻《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该书在鉴赏陶渊明《移居》（其一）时有一段话：朱自清先生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检鲁迅《“题未定”...     

训释精当 新见迭出──简评黄灵庚《离骚校诂》

黄灵庚出版了洋洋78万余言的专著──《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此书的特色，首先体现在它对《离骚》文字的校勘，远较前人详尽、周到的巨大获弋上。据黄氏自述，他原先以为闻一多《楚辞校补》、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在考索《楚辞》异文上已极为完备，在这方面后人“似已无事可为”。但黄氏是位有心人，在偶然的检索中却发现姜氏所列异文，与刘师培《楚辞考异》“基本相同”，“且刘误姜亦误，一字不差”；姜校也有参照闻一多《校补》者，也多处出现“闻误姜亦误”的实例。黄氏由此慨叹，“号称异文最全的《屈原赋校…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o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     

从两种历史观的对立看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笔记

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先生最初提出问题时,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为“理论根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从什么角度、在什么意义上提出了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的问题?对它作了怎样的论述?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领会其实质?从中学习怎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我重读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过程中,随书记下一些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一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写点纪念文字来献给锡予师,因为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曾受到汤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春风化雨般的教诲,那是我终生铭记在心的。我原是清华哲学系学生。1937年抗战爆发,离校到山西前线参加工作,后又到延安和晋察冀、冀中等敌后根据地。1939年秋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时哲学系主任是汤先生,我这才和他相识。我先后选读汤先生的课程有:“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他一个人能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我因为要参加联大地下党领导的“群社”的许多活动,如办壁报、组织同学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所以有些课程常常缺课,但汤先生的课我却总是认真学习的,除     

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每一时代，爱国都有它特殊的具体内容，同样，每一个爱国者哪怕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其爱国的方式和追求的内容也显示着不同的个性特质。作为现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曾被朱自清先生誉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现代史上和闻一多同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爱国作家也很多，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闻一多受到如此推崇呢？这不能不归究于其爱国诗歌独树一帜的特质。闻一多曾经这样剖析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金岳霖先生在西南联大

著名学者殷海光在给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信中曾经说过：“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殷海光《殷海光全集》)透过他的老师金岳霖,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了解并认同了以科学、自由、民主为代表的西洋文化,这为他以后成为著名的自由土义思想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不论是在自由主义因素的承袭、逻辑和经验哲学的秉授,还是在独立进取风范的陶铸和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成就上,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教学都对股海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金岳霖在治学、为人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范。他治学谦虚诚实,雅量深厚,风格开明;为人态度和蔼、温和宽容、富于爱心,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汪曾祺在回忆他的老师金岳霖时仍清晰地记得：“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