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一——重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体会

文章系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的系列文章之一。这些典型词语,《藏汉大辞典》中末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之意,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文章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其中的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二

文章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官称二三则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儒家文化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吐蕃文化中,体现在吐蕃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是想借助敦煌文献并辅之正史资料,探讨儒家文化传入吐蕃的途径和儒家文化传入吐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几个方面给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吐蕃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以及伦理亲情等,先撷录各书记载,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等),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时之依据,予以辨正.     

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

文章通过汉藏文献史料和古代壁画中的体育图像,以吐蕃马球、围棋、杂技百戏等为例,探讨了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并指出这与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史料价值之探讨

文章透过现存的吐蕃碑铭与《贤者喜宴》所录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及与誓官员名录的比较,分析此二文献乃《贤者喜宴》作者亲见原件并忠实抄录于该史籍之中。以二文献所载内容,就有关吐蕃王室对当时佛教的认识,为何心仪佛教以及为何坚持弘扬佛法、当时吐蕃社会为何抗拒佛教信仰、吐蕃王室又以何种方式推广佛法等问题,阐扬其史料价值。该二件文献所附公元779年及公元799—804年间吐蕃官员名录,也提供了今人借以与敦煌古藏文卷子的比较与补阙,修正汉史料记载模糊不清的问题。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P.T.245号密宗超度仪轨之译解

P.T.245号属于密宗超度仪轨,但未见于吐蕃时期编的《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及后世流传之文献中,故属藏外文献。经过文本比对,文章发现此仪轨的一些关键步骤或神灵亦见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典。文章初步认为该仪轨与后世宁玛派所传密典间有关联,具有较为明显的宁玛派教法特征,这为研究宁玛派密教文献的源流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论吐蕃王朝的行国政治——兼论“国都逻些说”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关于吐蕃各王的生卒年代的探讨

关于吐蕃赞普生卒年代,中外学者历有争论,本刊总一、二期已发表汉族学者的一种看法,供研究参考。现又发表诺普桑珠同志完全根据藏文史料得出的初步探讨,虽然文中仍有相互矛盾之处,仍不失为一家之见,特全文刊载,对我们在研究吐蕃王朝历史时,不无补益。诚如作者所言:“欢迎指正”。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名号考

达磨赞普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也是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文章分析了史料记载中达磨赞普的不同名号,将其归纳为继位前的名字、继位后的尊号和后人添造的绰号三类,进而对各种名号的缘由、含义及时代背景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