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楚释通辞》考

<正> 《楚辞通释》是王船山借注释《楚辞》来表达其爱国民族思想的重要著述,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船山67岁)撰写,为船山晚年名著之一。在《楚辞通释》内,船山为避清廷耳目,以极为隐晦的笔法,寄托他的君国之思,借楚国的颠危来比喻明朝的覆灭,偕屈原的被谗比喻自身的遭遇,委婉曲折地表达他的民族思想和自身的     

船山全书·楚辞通释

<正> 《楚辞通释》为王夫之注释、评析楚辞的专著,今收入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4册。此次整理所见之版本凡五,即船山之子王敔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所刻的第一批船山遗书本,俞焜于清道光二十八     

王船山《九昭》试论

<正> 《九昭》是王船山晚年的重要诗作,收在他1635年完成的《楚辞通释》卷末.王船山之所以写这首诗,诗前小序有所说明:“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爱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明白地说,就是他在通释楚辞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事南明桂王的一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类似之处,于是仿效屈赋作此篇。诗篇采取代屈原自白的方式,又于诗句后自加诠释,都是为了便于借屈原写他自己.撰写这种“仿骚体”的诗,早有先例。稍后     

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

《楚辞·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诗人在《天问》里到底要讲什么,“天问”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奇特的作品,两千年来众说纷纭。王夫之生于明朝末世,地处屈子“怀沙”之乡,常以屈子遭遇自况。他的《楚辞通释·天问篇》,也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以他的才学和知人知世,其于《天问》的有些见解,颇有精到之处。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天问》,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王夫之《楚辞通释》整理之创获

《楚辞通释》是王夫之《楚辞》研究的代表作,在编纂体例、语言阐释、历史考订等方面尤其是思想揭橥上多有创获,在我国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整理在全面考察存世的八种《楚辞通释》版本源流关系的基础上,以同治本为底本,力求内容全面,体例完备,校勘精审,文字、标点正确。     

船山学社举办“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学术讲座

<正> 船山学社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至廿日,在长沙举行“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讲座,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船山学社社长吴立民主讲。湖南省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教学、研究人员及有关文物、博物工作者三十多人听了讲座。内容分五讲:道教简介、丹法要旨、《远游》浅析、《愚鼓词》讲略、《十二时歌》大义。吴立民同志指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身世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似。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探讨黄老养生之学而益彰;待机报国的抱负,因研王乔炼气之法而更显。船山先生以丹法注屈子《楚辞·远游》,献身报国之志,即寓其中.     

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

<正>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诗评家中,王船山的诗论以其见解的精辟卓绝而放出异彩。他在迟暮之年所完成的《诗广传》、《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以及《姜斋诗话》等书,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船山的诗论几乎涉及整个的古典诗史。他的许多新颖精辟的见解,常常使人耳目一新.即使是某些偏颇、错误的见解,也以其深刻的内涵,启发着人们的思维。因此,弄清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弄清他凭以取舍,褒贬古诗的根本标准,不仅为研究他的诗歌理论所必要,对于考察他的古典诗史观,亦有所裨益。本文拟对此进行     

析王船山《楚辞通释·远游》

<正> 《楚辞·远游》篇,自汉代以来,注者虽多,解释各异。王船山先生博览群书,独辟蹊径,解为玄言,以昭示内丹之渊源,阐述屈子之怀抱,并认为屈子在楚怀王时期退居汉北所作。指出屈子彭咸之志虽夙,而引退存身以待君悔悟之望,犹迟回而未决,故达生知命,远害尊生,畅谈王乔之仙术以自砥砺。船山身世,颇似屈子。献身大业,抱负相同,注释本篇,实多自道。其自强不息之精神,以探讨黄老养生之学而益彰;待机而动之抱负,因研王乔炼气之法而更显。屈子与船山,均为生活中之强者,盖有坚强之体魄,始能保持坚忍不拔之精神,两者实并行不悖,无可置疑,臆测者或未肯全面体会作者之精     

王夫之《楚辞通释》的版本和标点刍议——《楚辞通释》校点后记

<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山鬼”漫议

“山鬼”漫议黄震云，蒋成德《楚辞·九歌》中有《山鬼》一篇，关于“山鬼”，洪兴祖《楚辞补注》说：“《庄子》曰：‘山有，。楚人所饲，岂此类乎？”只是一种猜测。《山带阁注楚辞》卷二干脆说是鬼的一种，颇为省事。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以为是孔子说的木客，也就是...     

编校札记船山全书(十一)

<正> 湘西草堂本《老子衍》之年代、版式、文字及镌刻湘西草堂本《老子衍》系船山之子王敔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之一。《书集》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封面正中镌《王船山先生书集》粗笔大字,两旁镌《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释》《俟解》五书名及“湘西草堂藏板”六字,亦皆阔大。《老子衍》一书情况可简述为以下几点:(1)书中不讳“丘”字。按清雍正三年始诏讳“丘”为“邱”,故知此本确系其前所刻。     

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孙鑛是明代重要的评点家,其《楚辞》评点最早见于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闵氏或即由其手中得来。除部分涉及校雠与诠释外,孙鑛评点多注重于揭示屈子情感及屈骚相关篇章的艺术特征,并对其作出较高评价;而于《楚辞》中的汉代拟骚之作,孙鑛则多有贬抑之意。除于读者之理解、审读多所助益外,孙鑛《楚辞》评点于后世亦产生颇多影响,就《楚辞》评点史及《楚辞》批评史之构建而言,其《楚辞》评点有着重要价值,不容忽视。     

王船山学术研究及其分类

目前,王船山学术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过去虽然有一些学者曾从宏观方面进行过综合归纳,但毕竟已跟不上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发展,现在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一、王船山本人的学术研究王船山本人的著述是其学术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他的著述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王船山的学术研究范围。王船山的著述共一百余种,四百余卷,最早据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王敔的《姜斋公行述》、《湘西草堂记》,蒙之鸿《蕉畦先生传略》等文献载,王夫之次子王敔先后整理刊刻《楚辞通释》、《庄子解》、《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     

《九歌》——楚齐联盟的颂曲

关于《九歌》的创作缘起,王逸以为作于放逐到沅水、湘江之时(《楚辞章句》),王夫之以为作于放逐到汉北之时(《楚辞通释》),何焯、马其昶等人以为作于怀王十七年时(何焯《义门读书记》,马其昶《屈赋微》),郭沫若以为作于年轻得意时(《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以上诸说虽然都有某些道理,但《九歌》诸神为何均有     

“沧浪水”地理位置考

<正> 《渔父》里的“沧浪水”的地理位置,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西汉西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潘冢道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司马迁将“苍浪之水”理解为《尚书·禹贡》中所写的“沧浪之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写道:“按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沧浪之水,初夏涨则浊,秋杪水落则清。”(原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     

从《楚辞通释·天问篇》看王夫之的哲学

《天问》是屈原的一篇奇特的哲理诗,通篇问难,没有一个答案。因此,任何人注释《天问》,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都不能不暴露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王夫之是一个兼有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多重资格的思想家,透过其《楚辞通释·天问篇》,人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由于《天问》本身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通释·天问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夫之其他哲学著作的补充,因此它在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九歌》新论(四)

《少司命》为礼命之官关于《少司命》,一般延用王夫之《楚辞通释》的解释："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之子嗣有无。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大则统摄之辞也。"王夫之的根据是《大司命》中有"何寿夭兮在予"句。《少司命》中有"竦长剑兮拥幼艾"句。其实前者并未明言人之寿夭。至于挺着长剑,拥着幼艾岂能言司子嗣之职,实属想当然。幼艾,王夫之解为婴儿,拥剑护儿,使人宣子,所为司人之生命也（《楚辞通释》卷二）,而《山带阁楚辞》却以为"幼艾,犹言老少。以喻良民也"（卷二）。诸书于此纷纭,无共识。考诸屈原其他作品,多次…     

《九歌》结构原貌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楚辞的学者,对王逸《楚辞章句》中《九歌》的篇目与篇名不符总是迷惑不解——“章名曰九,而十一篇何也?”因而对《九歌》的结构提出了各种看法。大致有四种观点:(一)“九”是虚数,《九歌》原来就有十一章;(二)《九歌》实际上只有十章。比如,明代学者汪瑗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乱辞”(见《楚辞集解》);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送神曲”(见《楚辞通释》);(三)十一章可合并为九章,比如,明代学者黄文焕将《山鬼》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及其评点学价值

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在《楚辞》评点史乃至《楚辞》学史上地位都颇为重要。该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又借助于评点形式,吸纳了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有"裨益"之处,从而融三家注之精华于一本之中,这体现了校刊者冯绍祖的独特思考。该本之问世,对于进一步打破朱熹《楚辞集注》的垄断,推进《楚辞》诠释多元化走向有重要贡献和意义。冯绍祖从前世诸家著作中选取相关评语,以眉批、旁批、总评等评点形式置于该书之中,这反映了当时评点刻本的真实面貌及共同形态,但这种评点观念与文人随阅随批之批点有很大差异。冯绍祖对于评语的选择,与其对屈子、屈赋的思考和认识紧密相关。该本所确定的评点形态、评家以及评点,均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