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庄存与经学思想中的“行权”观

庄存与是中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者。他生活在考据学风极盛的康乾时期,但其治学眼光却没有局限在名物训诂和字词笺注之上,而是追求经文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中行权的变易思想精髓,终为后世学者所继承,演变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的指导哲学。     

清代今文经学诸问题——兼论庄存与和今文学派

本文就清代今文经学诸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至刘逢禄而奠基。此后,龚自珍、魏源也予发挥。到了康有为更运用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学说,演发维新理论。他的“三世”进化思想,也是来自今文经说,而不是源自西方进化论。     

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者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     

庄存与同宋学关系考实——以《四书说》为中心

受晚清学术视野的影响,庄存与的公羊学向来受到普遍关注,却无形中遮蔽了对其学术其他面向的考察。对于这位对六经和四书皆有解读的经师而言,乾隆朝汉宋相争大背景下他对宋学的态度,更彰显他与周遭时代的离合异同,也更能体现他的学术思考与追求。实际上,庄存与除了在其持躬润身方面多以宋学为宗外,在更广大的学术关怀上面,如无论是天道、伦理观上,还是政治、历史观上,皆对宋学持有尖锐的批评立场,与其时代众多汉学家"经学尊周孔,立身法程朱"的主张并不相悖,充分说明以往将庄存与看作乾嘉汉学对立面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     

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今文公羊家法的真谛,是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主张"改制"、进化。东汉何休提出"三科九旨",对公羊家法作了比较完备的总结。乾隆间庄存与继承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阐释,成为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开山人物。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混淆今古文家法,其结果是抽掉了公羊学说活跃的思想内涵,使之庸俗化。刘逢禄继承了庄存与的事业,将之发扬壮大,为公羊学撰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成为复兴今文学事业的关键人物。至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大力改造,倡导改革,批判专制,成为著名的今文学派健将,为以后康有为所直接继承。     

龚自珍经世思想学术渊源考论

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人们往往给予公羊学过高的评价,把公羊学复兴与改革、维新混为一谈。其实,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心目中公羊学并不居于支配地位,在当时诸多学术流派中公羊学也不居于主流,至多不过是与古文经学、理学等并列的学术派别之一而已。龚自珍经世思想的形成也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仅是今文经学影响所致,古文经学、理学、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龚自珍属于常州学派的说法也有可推敲之处。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考--以惠栋、戴震、张惠言为中心

本文从学术内在发展理路出发,通过对清代早期易学与公羊学、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将今文经学的发端追溯到惠栋、戴震等古文学者,从而揭示出清代今文经学不仅是政治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孔广森学术渊源考

乾隆时期著名的曲阜学者孔广森学识广博,精通三礼和公羊学。他的成就除了天才禀赋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有渊源。他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家学、师学和交游三个方面。首先他生在孔府,在博雅稽古的家学传统下熏陶长大,并且得到父兄家长的厚爱栽培,这种种优越的家庭条件为他走向学术之路预先铺好坚定的基石,打下扎实的根柢。其次,他曾经转益多师,陈以纲、戴震的教导和庄存与、姚鼐的影响都对他从事经学研究有直接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此外,他在四库馆的广泛交游赋予他开阔豁达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思路。     

春秋公羊学与中国封建社会

汉初的春秋公羊学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其中最可怪的一项就是说孔丘奉天命作新王,为汉制法。这句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却不能说完全是假的。汉初的春秋公羊家,如董仲舒之流,确是打着孔丘的旗号,为汉朝制定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实质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上层建筑。在两汉以后,春秋公羊学没有人提了。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处于又一次大转变的前夕,春秋公羊学又出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都是提倡春秋公羊学的。到“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他的“变法”的理论根据。“托古改制”这个帽子就是他给孔丘安上的。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     

董仲舒与春秋公羊学

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第一位声名显赫的公羊大家。他虽未给《公羊传》作注,但是他的著名作品《春秋繁露》几乎涉及了《春秋》一书的全部主要问题。他的观点无论对错,都对后世的春秋公羊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千年来的春秋公羊学,其精华与糟粕无不与董仲舒有关。研究孔子的《春秋》经,离不开公羊学;公羊学的理论框架是汉代人搭起的;汉代人公羊学的根底是董仲舒奠定的。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对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学术界有庄存与说、孔广森说、洪亮吉说.洪亮吉为是汉学家,根本不可能成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尽管<春秋公羊通义>出版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正辞>,但孔广森是庄存与的弟子,他的<公羊>学即来自庄存与,清代以、<公羊>学精神讲<春秋>的第一部著作是庄存与的<春秋正辞>,而不是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才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正是在公羊“三世说”的名义下，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与得力助手，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及其后，对今文经学持何态度，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春秋公羊学论略

春秋公羊学是先秦齐地学者诠释《春秋》形成的学说。关注社会政治是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经学外王的政治学说集中见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内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它在西汉与晚清的两度辉煌。但这两度辉煌却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其理论内容也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揭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何休“公羊三世说”与谶纬之关系辨析

谶纬与公羊学说间相互杂糅、相互影响,这种关联不但表现在后者在内容和思维方式上受到前者的影响,也表现在前者在不断缔造其学说的过程中对后者的吸纳与改造,以至于对此后何休的公羊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何休公羊学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三世说",既沿袭了前代的公羊学说,又夹杂有谶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