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并在南方诸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六经又以礼为本,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先秦礼乐文明与孔孟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礼乐文明未必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孔孟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条件却是先秦礼乐文明。正是由于对这一必要条件进行了合法化认同和创造性转换，孔孟比其他先秦诸子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从礼乐文明看孔子的“仁”

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独特样态,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深厚的历史背景。周代是礼乐文明的成熟期,它标志着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礼由天人之际向人人之际转换。孔子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承继并发展了礼乐文明,赋予礼以仁的精神向度,使其由对命运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持守,从而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一种教化——仁教,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创造性解释——兼论礼与乐的分与合

周代礼乐制度对于维系和稳定周人的血缘宗法社会结构及其统治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春秋时期面临严峻挑战,史称"礼坏乐崩"。为了挽救时代困境和王朝危局,孔子通过"承礼启仁"、"以仁释礼"等一系列工作,对礼乐文化重新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孔子的贡献一是深入反思并激活礼的内在精神,二是对于礼乐关系及其各自的文化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孔子对于礼乐文明的创造性阐释,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逻辑转进过程的关键环节。     

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

学界对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效果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礼乐盛世 ;一是认为有关西周时期实行礼乐制度的史料非常稀缺 ,应把这段历史存疑。本文从大量的文献、考古和金文资料中探寻出许多有关周代实行礼乐的记载 ,认为孔子和太史公所赞叹的西周礼乐盛世是存在的。西周时期礼乐的制度化起到了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巩固统治 ,安定社会的效用。     

礼乐文明与和谐文化构建

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谐是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左传》鲁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言其志。与它国相比鲁人赋诗最多,他们把赋诗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交流手段,其用诗方法更加成熟。赋诗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鲁人赋诗的昌盛昭示着其礼乐文化的发达程度,“周礼尽在鲁矣”同时又是鲁人赋诗兴盛的重要基础。     

先周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

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和独特的意义。周代商而形成的礼乐文化,对于中国文明具有奠基的作用。周文化之所以对中国文明起了关键性质的变化,在于先周的文化积累,为中国型农耕文化打下了主要基础。这一奠基表现为：先周文化对中国型农耕文明的奠基作用,对中国圣人样板的奠基作用,与中国礼乐文化体系化的关系。与中国政治型文化初次辉煌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思想塑形的关系。     

巫觋、礼乐文化与中国服饰文化的形成

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服饰文化的源流 ,阐述了巫觋、礼乐文化对其形成的影响。认为中国服饰文化在古代巫觋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服饰文化的成熟期与西周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密切相连 ,在表现礼乐文化的以等级性为内容 ,以形式性为特征的制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服饰文化本身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奠定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坚实基础。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论先秦“诗教”传统的起源与兴衰

"诗教说"的提出虽然较晚,但"以诗为教"的传统却几乎始于中华文明的草创时期.夏商周三代,"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并且成为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解体,诗教传统亦盛极而衰,并开始了由官学诗教时代向私学诗教时代的转变.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继承并捍卫西周春秋初期以来的"诗教"传统,恢复并进一步突出了<诗三百>在礼乐教化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后代儒家特别是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势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