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说

京房在两汉易学史占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象数易学是由京房奠定的。京房之所以能够对两汉易学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到《周易》中，使得《周易》变为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象数易学。京房的八宫说、飞伏说、纳甲说、纳支说等思想无不与阴阳五行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认识京房易学乃至两汉经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京房之所以在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建立一套八宫卦为基础的象数学说，并不主要是为了易学建构，而是为了政治上的运用，这与后世以占测个人吉凶为目的的术数之学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京房易学在当时被立为官学的原因所在。     

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

西汉时期,一大批易学家用自己的“易学”知识论人道、定人伦、明王道,冀图以《周易》为工具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实践中,这些易学家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易学”理论体系。本文以贾谊、董仲舒、京房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西汉易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京氏易学中哲学思想之初探

历史上京房兼经学家、易学家、政治家于一身,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京氏易学,给后人留下了包括八宫、纳甲、五行等学说在内的象数易学体系。京房在易学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构建了系统的宇宙观,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内含了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京房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代象数易学伦理方法论要

两汉象数易学的伦理目的和义理易学是一致的.从孟喜到京房,其伦理方法论变得理性化,京房易学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的象数系统;《易纬》将数理抬到新的高度,本身也陷入象数的神学目的论;从荀爽到虞翻,展现了新的象数体系,其伦理方法论更加圆熟,象数也开始变得繁琐.两汉象数伦理方法论基本上遵循了天人互证的学理思路.     

简论五行易学

五行与易虽然早已融合而成五行易学,但是,关于两者的结合还存在一些学术疑问。五行易学在西汉京房的著作里已初具形态,后经东汉的郑玄而完成基本理论体系。在京房之后,多种形式的“五行易学”发展较快,但其中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五行解易者并不多。五行易学使五行与易两种理论相得益彰。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疑隔八生律释京房纳支

隔八生律法常被学者用来诠释京房八卦六爻纳支。但是,该法既不能完全说明纳支的终始点,也与纳支的阴阳顺逆之序相异。隔八生律是借十二地支来表律吕的质差,京房八卦六爻纳支却是假支而用五行。隔八生律法似难以真正揭示京氏干支易学的本质。     

论孔子的富民强国思想

孔子一生十分强调礼仪和教化,富民强国思想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他帮助其所处时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维系其阶级统治的重要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意义.他提倡重民、富民、教民的思想,倡导轻徭薄赋,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与民休息,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国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这些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刘禹锡诗的时代烙印

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都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儿。刘禹锡作为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时代使他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被长期放逐;但作为补偿,时代却又把他造就成为“气该今古”的诗豪”。吟绎其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给它打上的各种烙印,同时也不难发现闪耀于其中的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光环。 刘禹锡(772—842)生活在国运衰颓的中唐时代。这一时代的浓重阴影,笼罩着社会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欧阳修的《易》学与政治

作为典型的学者型政治家,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政治实践息息相关,互相为用。天圣九年至景三年是其学术、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欧氏易学是其早期政治生涯的产物。景三年的挫折是欧阳修一生政与学的转变的枢纽,欧氏易学的诞生标志着欧阳修学术、政治思想的形成,也推动着其为政风格的转变。欧氏易学主张切于人事,而以政治为关注的焦点,欧阳修以《易》的符号体系为依凭表达出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出了理想"君子"的施政原则和风格。     

胡煦《周易》注释中"观象之法"的创新与发展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他的易学涵盖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就胡煦的<周易>诠释而言,他在观象之法方面有较大的创新与发展,这主要包括三种:以体卦主爻说释"往来"、"内外"、"上下"等字词;采用先天图释"遇"、"邻"、"婚"三字;采用月体纳甲说释"西南、东北"、"先甲后甲"、"先庚后庚"、"月几望"等词.在这三种观象之法中,前二者是发前人所未发,第三种则是在传统月体纳甲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先天图和日月交光的观念,从而发展了以月体纳甲说释<易>的方法.而胡煦之所以能够在观象之法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原因则在于其方法背后深刻的易学观.     

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兴衰发展——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时序>篇是刘勰文学史观的专论,在他看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兴衰有重要关系,而各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又与历代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分不开,这就是"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枢中所动,环流无倦"的文学史观.刘勰将文学的兴衰发展最终归于政治因素,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美国男性作家的女性观新解

文学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解读十九世纪美国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将它们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发现这些故事共同表现出作者矛盾的女性观,一方面他们的小说是将妇女符号化为"天使"和"妖妇",视女性为"他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样充满力量、完全独立的"新女性"的赞叹与不可阻挡.最终显示出这些男性作者笔下的那个"他者"是胜利的.     

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

厉鹗是清诗浙派、浙西词派的中坚与巨匠,他身处"康乾盛世",却"不谐于俗",别具"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的人格个性.这主要表现于他独善其身、自甘恬淡的人格理想,厌弃尘世、渴求解脱的隐逸心态,以及宦情淡薄、绝意仕进而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惯常行为.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其身世及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他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密不可分.缘于其独特的人格个性,厉鹗提出以"清"为审美典范的诗词风格论,并集人品、诗品、词品于一身,创作了大量清雅幽隽、空灵淡远的诗词作品而饮誉后世.     

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奥克肖特诗歌哲学之研究:前沿、问题与突破

奥克肖特的诗歌哲学是理解他深邃的政治哲学的一把钥匙。奥氏诗歌哲学涉及的虽然是艺术与美学领域,但他更多地是把它放到人类会话中"表达"方式差异这一大背景下,突现诗意性"表达"在打破理性主义时代科学和实用性话语霸权方面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引申出人类现当代政治生活中"多元平等对话"对于提升人类社会"自适应能力",约束"理性主义政治"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外对于奥克肖特诗歌哲学的研究虽有其长处,但其既受到艺术哲学的"专业"视野限制,也未触及奥氏政治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语言学向度,因而难以深入。补上这不足正是奥氏艺术哲学思想研究、进而政治哲学继续深化的要求。     

探论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政治哲学生成的精神基础,是其指向的最高境界,是其学科体系的核心范畴,是制约其全程的灵魂.如果政治信仰不明晰、不自觉,任何政治哲学体系恐怕难以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样如此.政治哲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品质并不是所谓政治的现实性与哲学的理想性的原始移植或机械相加,而是全新生成的.任何政治哲学对它所处的时代来说,都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其哲学、政治学相比的特质而言,它从来都是用它的"理想性"批判、感召、构建其现实性.所以,现在所谓构建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要的还是首先科学地研究马克思的政治信仰.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