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说

京房在两汉易学史占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象数易学是由京房奠定的。京房之所以能够对两汉易学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到《周易》中,使得《周易》变为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象数易学。京房的八宫说、飞伏说、纳甲说、纳支说等思想无不与阴阳五行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认识京房易学乃至两汉经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京房之所以在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建立一套八宫卦为基础的象数学说,并不主要是为了易学建构,而是为了政治上的运用,这与后世以占测个人吉凶为目的的术数之学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京房易学在当时被立为官学的原因所在。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

《京氏易考》一书的作者为张吾攵,朱彝尊在其《经义考》中引《人物志》认为作者张吾攵是合肥人 ,字伯起。《雅乐发微》一书的作者也叫张吾攵 ,《四库提要》的作者认为他是饶州德兴人。为了比较明代的这两个张吾攵 ,《提要》援引了《经义考》并予以肯定。根据《饶州府志》、《德兴县志》、《合肥县志》的记载 ,可知《京氏易考》与《雅乐发微》均为饶州德兴张吾攵所作。朱氏误认同姓名另人 ,而《提要》不察 ,肯定朱氏误说 ,亦为以讹传讹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此说始于汉代,以适应"汉承秦制"。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讲"阴阳灾异",而汉儒因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故而"屈君而伸天",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大局",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三纲"在中国古代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现代已无现实意义;相反,批判"三纲"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两汉作家所受经学教育之程度居于当时经学教育的中等水平,且多博览、不为章句,表现出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疏离态度.汉代著名作家对于道家之学也多有浸染,汉代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在生活行为方面,颇任性情,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役,与经学人格相左.道家对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认识也为汉赋铺叙物欲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汉代尤其如此。汉代入仕制度举其大要,有察举、课试学僮与太学生、征辟、任子四端。其中,征辟、试学僮与任子三途与经学关系较为疏离,却为作家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催生作家才情、促动作家创作的有效生态环境。     

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政府应对：以“丁戊奇荒”为例

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发挥着影响。在严重的“丁戊奇荒”期间,灾异思想被激发出来,并且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清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诰诫大臣敬畏天戒,认真修省;下诏罪己,将灾异发生的责任归咎到政府治理不善,同时诏求直言,希望大臣上书揭露政治弊端。这些都表明,灾异思想对于儆戒君主改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具有一定作用。     

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论易学与科学、传统科学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察之

易为大道之源、众学之本,大易之生、大易之和、大易之象、大易之美、大易之复,构成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基因总图谱。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总图谱的框架下展现自己的特色:生生不已的宇宙生成论、中和圜道的宇宙化生模式、象数理一体不二的易象思维模式。由此而有天文学、数学、传统医学的逐步展开。     

汉代藏书制度对汉代文学传播的影响——以汉赋为例的考察

汉朝历代皇帝都注重对书籍的搜罗,并建立了严格的控制书籍不外传的皇家藏书制度,大大制约了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也造成了大量书籍文本的集体遗失,这是当时创作兴盛并被后人视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赋现存甚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虽说史官和校书官在接受皇家藏书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进行文学传播,成为当时事实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者;私人藏书也在文学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改变汉代文学传播深受当时藏书制度制约的局面。     

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易传》提出“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两种易学解释方法,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实现了易学传承与创新。《易传》以圣人“观象制器”的事实印证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即秉承巫史卜筮易学传统,以德性为易学旨归,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易传》新易学体系的建构,对于今天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体系。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以汉代为中心

在常驻使节尚未产生的古代世界,和亲女作为某种替代性的常驻使节在一定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和亲女之具有常驻使节作用,体现于其具有持节出使之身份和庞大的陪同使团,她们通过常驻于和亲国之日常活动了解和掌握该国的国情和动态,为朝廷决策提供情报和建议,乃至直接参与谈判、斡旋等使命;她们还发挥女性之特点和优势,通过繁衍后嗣,将和亲效应从时间上延伸,空间上扩展.     

回顾与审视——对二十世纪大陆易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社会语境具有内在关联性。由于社会语境的关系,使得20世纪的易学研究范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式样。20世纪的易学研究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研究范式：以史治易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经传分观范式和综合交叉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易学研究的方法更新、思路转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这些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百年来汉代戍卒研究综述——以汉简为中心

戍卒是汉代社会比较特殊的群体,对汉代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1914年《流沙坠简》发表以来,学者对戍卒群体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颇丰,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多样。戍卒这一社会群体许多方面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了解。我们以为戍卒这一社会群体的特征,戍卒群体与汉代社会互动关系,戍卒群体的家庭观念和社会意识是今后需要关注的内容。     

汉代女性社会评价的地域性特征——以齐鲁、巴蜀地区的女性为例

不同的地域构成了不同的地域景观,反射出不同的风俗文化.汉代作为早期的大一统国家,幅员辽阔,制度疏阔,表现在女性社会评价上,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本文试以齐鲁、巴蜀地区的女性为例,分析两个典型地域女性社会评价的差异性,并探讨其原因,由此可更为深入地了解汉代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所体现的女性地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