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性的隐性承续及开拓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边缘另类”但又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效地发挥了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营造、民族政策的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以其独特绚丽的视听风格、多样杂糅的类型融合、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为新中国电影原本单调的主流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家国观念的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化的隐性承续及开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与和谐。相较于汉族主流电影类型性的不够丰富多元,类型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的遗产。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44—1876）

鸦片战争前后,西人来华使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化。在史地著作、条约、传教士刊物等文本中的“文学”事物、观念各有差异。在本土新闻纸及“采西学”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同样纷繁复杂。这种差异既与各自讨论的具体事理有关,也与观念的来源依据有关。近代早期“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着分科确立以后的学术重建。     

抵抗与收编：“屌丝”恶搞的文化归路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网络恶搞已成为年轻一族展示个性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它冷视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注重仪式抵抗,张扬自我;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远离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其宿命的归属只能是或趋向商业化,或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最终被收编的态势。从后现代文化的视角进行观照,“屌丝”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生活,自有特殊的话语环境和文化归路。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新文类与亚文化

新媒体和文学的结合催生出一批迥然有别于传统纸媒文学的新文类作品,而被流行化的亚文化构成了它们的重要话语资源,新文类中最常见的亚文化种类有同性恋亚文化、神秘亚文化和游戏动漫亚文化等,这些亚文化中蕴涵的抵抗和边缘因素在消费时代成为商业文化的卖点,被流行化快餐化之后作为一种＂奇观＂投合了都市青少年群体追求新奇刺激的猎奇心态,因而在新媒体平台上成为新的时尚和潮流。     

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思路

新媒体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媒体为群众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但目前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态度不主动、运用不得法的问题。为此,提出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新媒体的技能,从而运用新媒体一方面教育和引导群众,一方面与群众沟通互动;同时,拓宽对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新媒体渠道。     

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与媒介管理和控制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交流传播方式,新媒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用。媒体个人化具有内容个人化、传播共享化、管理自律化等特征。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应,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表现,是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媒体个人化趋势给媒介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并顺应这种趋势,制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建立分布式分类管理模式和以技术管理与法规管理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协同管理系统。     

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对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认识方式、思维模式、政治参与、价值观念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工作形式、丰富工作内容,加强队伍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的影响力。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思想引领、信念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随时接受新时代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导。新发展理念是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理念的最新理论结晶,为当前改进和完善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元素。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统一、相互契合、相互贯通的集合体,可以进一步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丰富和发展。高校应切实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新途径、新方法,真正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焕发出新的活力。     

新时期党风建设内容与途径的思考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新时期党风建设的内容创新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党风建设的内容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党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和深入的实践,已经为形成新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培育党的新作风应坚持的三项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了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核心内容:即创新作风、求真务实的作风、亲民作风、勤政作风、民主作风,并阐述了形成新时期党风建设内容的途径.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教育事业朝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指出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不断总结和归纳当前新媒体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并且积极尝试从实现教育思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等角度去实现调整和改善,以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符合当前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时期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

用好的作风选人 ,选作风好的人 ,是新时期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 ,也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基本内容。当前干部选拔任用上存在的不正之风 ,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是与党的干部路线背道而驰的。需要我党统揽全局 ,与时俱进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做好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的工作     

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只有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构建一种新生活方式,这种新生活方式应是积极的、和谐的、文明的、健康的,具体表现为就业、消费、学习、交往等八个方面。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     

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种族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与文化建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维度探讨不仅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反应,也是英国文化面临美国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本土回应。伯明翰学派不仅发现了英国青年亚文化中的种族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元素,分析了种族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结合的成因,而且认识到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种族文化既有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吸收,更是基于英国本土社会经验的独特黑人文化,由此提出"新种族性"问题,并力图在宣扬英国特性的主流文化中警醒世人种族文化的存在及其差异性,警惕全球化时代种族排他性的危险。